世宗篇40 后、王之逝,帝國十年

　　建隆八年的劉文濟，作為皇帝，其身上的束縛進一步減弱，除了對朝臣、朝局的進一步掌控，得心應手，也因為老一輩的權貴陸續離世。

　　當然，若說能對劉文濟產生重要影響乃至威懾的，也就那寥寥幾人了。慕容皇太后，崩于建隆六年冬末，老太太硬是在慈明殿孤苦無依地多熬了三年，方才去世。

　　慕容皇太后的駕崩，也意味著宮廷內部，劉文濟面對的威脅進一步消除，他去一大塊心病。不過，這種內涵是不能表示出來的，這畢竟是太宗皇帝的原配，正統與法理的光環，是怎么也抹殺不了的，相反還需時時維護，這與劉文濟繼位的法理性是一貫的。

　　因此，后崩之時，劉文濟緊急動身，自太原南返，為操持慕容太后喪事，雖然只是表個態。相比之下，還是蕭太后對慕容太后崩逝的傷懷要真切得多。

　　平心而論，慕容皇太后對蕭太后母子有過疏遠、忌憚、排斥，即便劉文濟登基之后，也采取過不少粗糙、愚蠢的政治手段，但從始至終，都沒有真正用什么陰謀手段迫害他們。

　　因此，劉文濟對慕容皇太后，只是基于一種政治安全的防備與打壓，而蕭太后則始終保持著對慕容太后的尊重與關注，只不過這份關注中是否包含著一層監視與防備，就另論了。

　　對慕容太后的喪禮，依舊以國葬形式進行，十分隆重，在這種事情上，劉文濟也盡量做到不落人口實。同時，因皇太后之崩，也徹底打消了對安東局勢動兵的心思，非必要的情況下，孝義還是要重視起來的，這是治馭天下的重要手段。

　　另外一方面，慕容太后崩后，蕭太后自然更上一層，成為大漢帝國唯一的且明正言順的皇太后。劉文濟本打算讓蕭太后入慈明殿，經過幾十年的擴建、裝飾，慈明殿可是紫微城內一個十分龐大且宜居的宮殿群，劉文濟顯然以此表達對母親的愛戴與回報。

不過，這一點也被蕭太后拒絕了，直言她在岳樺宮待得很好，安居其位靜其心。而這份謙虛表態的背后，則是對劉文濟的一項提醒：不要太飄了　　距離慕容太后崩逝不足兩年，就在建隆八年秋，大漢帝國又一柱石，堪稱世祖朝“最后一位元老”，建隆時代宗室之長，趙王、太子太傅劉昉，也薨了。

　　關于趙王劉昉，已經不需多說什么了，他的出身、履歷、功績，早已烙刻在無數帝國的史冊、典籍、傳奇之中，是時至建隆時代依舊閃爍著舊時代光彩的明星，只是這顆明星終是在中秋過后隕落，歸于沉寂。

　　劉昉之薨，對皇帝劉文濟來說，也算是一種解脫吧，就像環繞在他身邊的一層桎梏被打開了，從那之后，他才是帝國的唯一權威！

　　不算出人意料，對劉昉之死，最傷感悲痛、彷徨無助的，不是他人，而是太子劉繼禮。劉昉之于劉繼禮，既有宗長之誼，又有師徒之分，八年的時間也培養出了深厚的感情。

　　更為重要的，在建隆八年的大漢朝廷，趙王劉昉依舊是劉繼禮在政治上最堅實的靠山，如今，這座靠山也被天時摧折倒塌，已經很成熟的劉繼禮，怎能不感到悲痛與忐忑。

　　在當下的大漢朝，太子劉繼禮的處境實則是有些尷尬的，李皇后早崩是最關鍵的一個因素，而劉繼禮雖然早早地就被確立了太子的地位，但現實的政治環境導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是那么穩固。

　　中宮有個楊皇后，并且早在端拱二年（1016年）李皇后還在時，就已經給劉文濟生了個幼子劉繼英，隨著其不斷長成，對劉繼禮地位造成沖擊幾乎可以說是必然的事情。

　　同為嫡出，內有正值盛年的皇后，外有楊氏顯貴，而劉繼禮雖有嫡長的大義名分，多年下來也積攢了不少的聲望，但都無法掩飾其實力不足的缺陷。

　　在母族方面，從九原侯李萬超傳下來的李氏家族在帝國諸多權貴中，只是很平凡普通的一年，最近一些年有所起色，也是因為沾了李皇后的光，一些子弟得以出仕要職。而這些人，能給劉繼禮提供的助力，顯然不夠。

　　因此，聚攏在劉繼禮身邊的支持者們，除了東宮僚屬與李氏家族外，只有一些堅持嫡長正統的保守派官僚們，而這一批人的成色，或許連康宗皇帝任太子時在朝廷中的支持者都不如。

　　畢竟，大義與正統，也需要足夠的實力來支撐。作為太子太傅的劉昉，在過去的這些年，也是東宮支持者的一面旗幟。這面旗幟的倒下，對劉繼禮的影響，遠比表面呈現的要深重得多。

　　當然，太子之事，最終還得看皇帝的決定，當今天子劉文濟在這方面，顯然擁有最終決定權。若提起劉文濟在此事上的態度，至少在建隆八年，是絕對未做任何他想的。

　　對于自己的嫡長子，劉文濟顯然也是有特殊感情的，以其謙遜、端重、孝敬類己，同時也對劉繼禮寄予了厚望，這一點從東宮的配置就能看出，一應人員安排，都很實在，不是勛貴之后，就是一時俊杰，輔以老成干才，讓劉昉給其當太傅，就是對劉文濟這種寄望最有力的詮釋了。

　　即便在建隆八年，從一個皇帝的身份與權謀角度出發，劉文濟也會堅決地維護太子的地位。一為江山社稷、帝位傳承穩妥有序著想，這是一個帝王的使命，劉文濟也具備這方面的責任心。

　　另一方面，楊氏家族已經是當朝第一顯赫外戚，當年立楊氏為后，也是為了引楊氏為援，制衡不滿勛貴。尊重、利用有之余，也不可能沒有防備，已經給了楊氏無上尊榮，若是其子再成為太子，那這天下豈不成楊氏的了？

　　因此，劉繼禮這個太子，越弱勢，其地位就越穩固，同時，嫡長的身份，是他永遠無法被推翻的優勢，只要保持下去，未來還是可期的。

　　當然了，宮廷國家，制度完備，規矩森嚴，然而在這些條條框框之下，逾制亂法的人與事也是數不勝數，在沒有定論之前，出現任何曲折都是可能的。

　　隨著海陸之間宗藩交流的日益頻繁，朝廷與各大封國的往來聯系已成為帝國朝廷為政治國不可或缺的一個課題，但實事求是地講，南北封國以及王國之下的那些“公國”、“侯國”，只是圍繞著中央帝國這顆恒星的行星。

　　中央帝國想要持續發光發熱，還得靠自身的能量，封國事務，于帝國中樞而言，只是小節，根本永遠在帝國內部，在政治政策，在億萬子民。

　　而有一說一，帝國朝廷自皇帝以下，其關注的重心永遠在大漢那三十道（含吐蕃地區）、數百州府、上千縣鎮，國家秩序之運轉、權力之斗爭、利益之分割，都是圍繞著“傳統”漢土而展開的。

　　從建隆八年開始，大漢帝國基本可以說來到了他最美好的時刻，最巔峰的狀態，從政治、軍事、經濟、民生、思想、制度等各方面綜合權衡，這是他最強盛的一個階段。

　　建隆八年到建隆十八年的這十年，如果從國家的治理改革方面，劉文濟并沒有更大的突破了，帝國的發展已然進入一個瓶頸期，即便有封國的刺激，依舊很難有新的變化。

　　而為帝國定下基調的事情，大大小小的方面，世祖、太宗皇帝實則已經做得差不多了，留給劉文濟的，只是在既有框架體制之下，進行一些適宜的修改匡正，維持帝國的健康有序發展罷了。

　　這份維持，固然沒有那么轟轟烈烈、波瀾壯闊，但在尺度與分寸的把握上，是極考驗一個皇帝的成色與火候的。治大國如烹小鮮，而劉文濟也正是以繼承者與捍衛者的身份，用這種小火慢燉的辦法，漸漸熬制出一個巔峰的帝國皇朝。

　　十年間，在治國上，劉文濟主要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首先在人才選拔上，一大批優秀才俊，被發掘出來，并逐步走上帝國政治舞臺的中心，這些都是在劉文濟治國指導思想下冒頭的才學之士，深深烙印著屬于他的印記，是維護劉文濟統治的股肱人才。

　　庶族官僚中，以端拱二年科舉蔡齊、晏殊、范仲淹等臣為開端，繼以包拯、曾公亮、富弼等新一批崛起的才士，一大批新鮮血液進入大漢官場。

　　老一輩宰相李沆、呂蒙正等人期待的，屬于文人（臣）的春天，終于到來了，在帝國建立八十年后，屬于庶族寒門的力量，也第一次從場面上蓋過了勛貴。

　　地方上，劉文濟關于吏政學校的嘗試，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起步最早的婁江學院就不說，三十年的時間下來，那已經是東南諸道司最主要的吏職人才來源，在婁江學院總院之外，于諸道道治城市還建立分校。

　　與此同時，劉文濟又在長安、成都、長沙分別設立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學校，模式如出一轍，將“專吏專才”的理念進一步推行下去。

　　雖然很難有準確的官方統計，但建隆時代的帝國官僚階級，其整體素質是向上提升的，同時馭民能力與犯罪手段也在不斷升級。

　　同時，能走上高位的人，還得是一些“全才”，要么就是背景深厚。而隨著基礎吏員數量與質量的提升，“吏轉官”這一條仕途路徑，也在不知覺間，打通了許多關節，并不像過去那般困難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皇帝劉文濟所倡導落實的吏政學校，并不可能太純粹，其中貴族也好、庶族也罷，那些勢力群體，都在往里伸手，施加影響力，上下對權力利益的爭斗比拼，轉移了一部分戰場罷了。

　　這同樣也是一種妥協的結果，沒有權貴階級的參與及支撐，所謂吏政學校，根本辦不起來，也推廣不管，就是劉文濟自己在早年都只是“權貴”。

　　在吏政治學校于全國范圍內全面開花之時，坐落在京畿的帝國政法大學堂，毫無疑問是所有學校之魁，從中誕生的政治明星也最多，曾公亮、包拯、富弼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帝國上層階級日益固化的時候，劉文濟的吏政學校制度，一方面在加速這個過程，另一方面也在事實上給了天下寒門庶族更多可能，上升渠道并沒有完全關閉，即便這條通道在不斷狹窄化。

　　這個過程中，庶族官僚群體在壯大，學閥勢力也在壯大，同時地域之間的歧視與黨爭也不可避免抬頭。勛貴官僚，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蟄伏后，同樣有一批有能力的人冒頭了，石元孫（石守信之孫）、張文蔚（張永德之孫）、李光輔（李筠曾孫）等，而他們憑借著祖輩的積累，迅速躋身高位。

　　文官選材越發熱鬧的同時，軍事院校也在劉文濟的推動下得到了極大發展，堪稱是突破性。帝國的“中央軍校”源遠流長，最早能追溯到世祖時期的奉宸營，但嚴格地進行專業分科，卻是在建隆時期，即便只分了步兵、騎兵、輜重、工兵、炮兵五大類，這也是帝國軍事歷史上的一重大變革，這是里程碑式的。

　　而除了坐落在東西京的兩座“皇家軍校”，在東南西北諸方的核心城市，附屬的軍事指揮院校，也同步展開。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軍事學校的生源，其中一半出自帝國軍隊，剩下一半，名義上自社會上征募，但其中絕大部分，都被軍功貴族及將門子弟包圓了，若非劉文濟劃定了一個“10”的紅線，有志從軍的普通人家是很難通過軍校這一條路實現出人頭地的抱負，更遑論階級躍升了。

　　比起文官系統，軍事系統總歸是天翻地覆的差別的，其封閉性、傳統性與保守性是極其頑固的，在和平年代，這是個跟需拼資歷與背景的地方，能力只是一個基礎。

　　當然，一定程度上這也保證了帝國軍隊的穩定，方便朝廷掌控，雖然是與勛貴共掌其權。但即便如此，依舊有一批庶族將領，在這十年內于軍中抬頭，比如種世衡、狄青，尤其后者，可是徹徹底底從草芥一般的行伍士卒，一步步成為大將，入得天子耳，上得黃金堂。

　　人才的選拔任用之外，劉文濟最大的精力，則在財稅上，通過對鹽務改革以及土地整頓來實現。這兩件事情都不好辦，尤其是后者，劉文濟是用了足足十年時間方才梳理出個結果，初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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