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1 誰繼大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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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天暮雪，亂石灘邊，劉文濟頭頂氈帽，一身蓑衣，坐在江邊垂釣，只不過，支出江面的魚竿不只沒有魚鉤，連魚線都沒有。顯然，荊王釣的不是魚，而是蟄伏者的寂寞。
江面上寒霧繚繞，視線不甚清晰，但過往的行船，依稀可見，視野范圍內，接續不斷。
荊王府內人多眼雜，也只有這等獨釣寒江的環境下，方能帶給劉文濟一絲安定，才能稍稍放下戒備，松弛神經。
南國的冬季同樣很冷，江風肆虐，更加劇其寒，即便身側擺著一方炭爐，祛寒效果也不佳。不過，對于這樣并不舒服的環境，劉文濟早已甘之如飴，也正是在這種自我磨礪與沉淀之中，他整個人從內到外趨于“至臻”。
隨從并不多，只五六人，零散地侍立于周遭警戒，都是最忠誠精悍的衛士，寒風難侵，水波不驚。
通往垂釣之所的小徑上，一道人影匆匆而來，引起了兩名衛士的警惕，不過見到來人，又松開刀柄，恢復崗哨狀態。
劉文濟耳聽八方，來人的動靜自然察覺到了，不過沒有絲毫動彈，等蕭恭奔至其側，劉文濟方才問道：“腳步匆匆，情緒外露，出了何事，讓你如此失態？”
聞問，蕭恭深深了吸了一口這江邊的涼氣，差點沒一口氣背過去，重重的吐出，沉穩有度如蕭恭，此時也難掩飾激動之情，拱手長拜，聲音甚至不自覺地發顫，絕不是冷的，因為內心的火熱足以抹平冬月之寒。
“稟大王，京中來信，陛下，駕崩了......”
很難準確描述出初聞如此“噩耗”時大漢荊王是怎樣一種心理活動，但是，從他遽然而起，腳滑摔倒，又迅速起身，兩眼死死地盯著蕭恭，這一些的反應，又似乎足以詮釋其心情了。
劉文濟目光中的意思，不言而喻，蕭恭再拜，道：“陛下于十九日，駕崩于上陽宮！”
“回江陵！”撂下一句話，并不多作言語，劉文濟轉身即走，小徑之上，健步如飛，一直到登上車駕之前，方才發現，手里依舊緊緊地握著魚竿，骨節已然捏白。
放下魚竿，又發現魚簍落下了，不需侍從幫忙，劉文濟選擇親自折返去拿。等劉文濟提溜著一個極其普通的魚簍回來時，已然恢復了平日里的從容不迫，面上已不見絲毫波瀾。
對于荊王集團的眾人來講，他們并不知道多年的蟄伏、積累、等待，是否就是為了這么一天。但是，當天子駕崩的消息傳來之后，核心圈子里的人物，都難掩其激動。
就此事，劉文濟勢力自然進行了一番緊急商討，當機立斷，決定即刻起行，進京，奪位！
緊跟著，蕭太妃一紙書信飛馬而來，上邊只有一個字：穩！
簡潔有力的一個字，就像“定”字訣一般，徹底幫助劉文濟把心定下來。只稍作斟酌，便更改計劃，決定暫時不急于進京，畢竟，朝廷還未發喪。
而于劉文濟而言，也有穩著來的理由，從天子駕崩之后，他與大漢帝國命運的聯系就陡然緊密起來。不為其他，就因為他是太宗皇帝之子，一個除了“血脈問題”，沒有其他任何可以說道的毛病的親王。
天子無后而崩，不論朝中當權者是誰，在決定繼位者的問題上，都不可能繞開他！當然，在京的蕭太妃，也能給劉文濟一定的信心。
又足足等了三日，天子駕崩的消息，才從官方渠道正常地傳至江陵，并由江陵開始，繼續向整個湖廣，以及更難的兩廣乃至安南擴散。
于是，江陵震動，湖北震動，中南震動！要知道，就在去年春，天子還巡幸湖廣，那時雖然荒唐，但看起來還算正常，身強體健的，這不到兩年的時，怎能發生如此驚天之變？
世上聰明人何其多也！也就在荊王儀駕，自江陵出發北上，回京奔國喪之前，荊湖北道官場一個重量級人物，時任湖北布政副使的兗國公王增找上門來了。
僅看爵位便知，這位是何出身了，王樸之孫，王侁之子。說起來，王氏家族，在最近的三十年發展得并不好，已經逐漸從大漢頂級權貴的行列中徹底退了出來。
究其原因，還在于三十多年前的榆林之亂，作為早期平叛主帥的王侁，當時的處置有諸多欠妥之處，而結果也導致榆林局勢糜爛。雖然榆林之亂的起因、肆虐、平定，在背后還有諸多更為復雜的因素，但王侁那口鍋，背得也是沒有一點毛病的。
也正是從榆林罷帥開始，王氏家族就開始走下坡路了，當然，也就是王樸面子大，在世祖心目中地位高，換作其他人，或許已經被打落凡塵了。
王侁其人，心氣很高，胸懷卻不夠寬廣，性情也很驕橫，但才干還是有些的。也正因有了榆林之亂的教訓，反倒沉下心來，謀圖復起。
在儋州時，用了四年時間，將當地蠻亂徹底肅清，果斷狠決，屠了上萬人，讓世祖對他的印象大為改觀。
后來又調任安南，擔任都指揮使，仍舊負責剿賊平亂，在其任上，將一大批表面歸順、暗懷異心的原土著部族給清理了，雖然一度掀起了較大動蕩，但卻實質性地推動當地漢化發展。名聲雖不好，但是勞苦功高。
然而，十余年的辛苦努力，只是為了拿回原本就屬于自己的榮譽與地位，這樣的經歷，于王侁而言，也是頗為苦悶的。
同時，在世祖駕崩之后不久，王侁也在多年的勞累，以及始終縈繞心頭的苦悶之中，郁郁而亡，到死連帝國核心統治區域都沒能重返，就更別提光大王氏門楣、先父榮耀了。
到如今，又是二十來年過去了，王氏人才青黃不接，爵祿雖然繼續傳承著，但政治上卻已然退化成一個普通勛貴家族了。這至少，與乾佑時期王樸在帝國、在世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而作為王氏嫡長，當代掌門人，王增多年以來，孜孜以求者，自然也是重筑家族榮光，把王氏重新帶回帝國權力中心。當然了，理想是豐滿的，但才具實在有限，熬了這么多年，也只是個湖北布政副使。于尋常官僚而言，這自是高官重職，但于兗國公而言，遠遠不夠。
在這大變之際，王增主動找上荊王劉文濟，其目的，當然是來投誠的。正常的努力，實在艱難，就只能走捷徑了，而在過去的兩年中，王增是默默關注著劉文濟的權貴之一，他覺得，在劉文濟身上，可以賭一把。
而對于王增的投誠，劉文濟是意外多于欣喜，已經養成的謹慎性格的他，并沒有接納，而是交待他，當于此大變之際忠于職守、理政安民。
王增對此，不免失望，然而，卻并不灰心，至少，荊王殿下并沒有拒絕不是嗎？緊跟著，王增便開始默默聯系起來了，尤其是京畿那邊，既探知消息，也把握局勢發展，做好隨時支持荊王繼位的準備。
爛船還有三斤釘，何況是兗國公王氏家族，有些資源不使用，但不代表沒有，而一旦發揮起來，總歸還是有些影響力的，關鍵時候，未必就不能起到奇效。
就連日益衰落的王氏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盤，甚至冒險付諸于一定行動，可想而知，京畿之中，又是何等的波詭云譎、爾虞我詐。
臘冬時節的洛陽，除冷了些，一切似乎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天子駕崩就仿佛對京畿士民沒有什么影響一般，街市擁簇，交易頻繁，喧鬧依舊。
當然了，一點影響沒有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很多士民，都停下了年貨的采買與準備，皇帝駕崩了，即將到來的這個新年，注定沒好過。
與此同時，駐守京畿所有禁軍部隊，都收到了樞密院的軍令，全軍戒嚴，禁止出入，違令者斬。洛陽周遭諸關要隘守軍，也是如此。
在皇帝駕崩的情況下，就是樞密院實則也沒有調動兵馬的權力，但是一道戒嚴令，卻還勉強在職權范疇之內。而所有的動作，只為保證一點，在新君繼位之前，大漢軍隊，必須保持中立、保證穩定，這也是所有權貴們的共識，誰敢妄動，必遭圍攻。
當然，巡邏治安、京畿秩序，還是需要維持的，洛陽府及巡檢司的差役、官兵們，也大舉出動，嚴管出入。這也就導致，實際掌握著巡檢司的老將常古真，一躍成為洛陽城內實權最重的少數人之一，無他，沖他手握的三萬巡檢司兵馬，就得給他這個面子。
常古真出身平平，是真正從底層一刀一劍打拼上來的老臣宿將，并且，其經歷頗具傳奇性。幼年慘變，青年復仇，中年從戎，年近古稀了，甚至能夠影響到帝國皇位的繼承，參與到決定帝國未來的活動中......
常古真是標標準準的“西征派”將領，在西北前前后后打了二十多年仗，甚至在魏王劉旻對安西的“營所制”改革中，也成為營主之一，在安西體制下享受著真正封建貴族的待遇（目前由其子孫在安西經營）。
而在常古真崛起的背后，當然少不了太宗皇帝的扶持，他就是在太宗不斷的提拔，到達如今地位的。這，同時又反應出，自世祖以來，對寒門后進將帥提拔，以平衡傳統勛貴將領的意圖。
不管如何，至少在平康八年的這個冬季，洛陽城中，包括在朝權貴的大量人等需要看常古真的臉色行事，同時有更多人通過各種方式拉攏他，老臣也由此感到了幾十年來都未感受過的“熱情”。
洛陽的局勢，也正處于這樣一種，復雜、詭譎乃至荒誕的氛圍中。最荒誕的地方或許就在于，皇帝駕崩了，除了宮廷、朝堂、官府掛起白幡，披上喪服，從里到外，自上而下，沒有一點國喪的樣子......
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走得太突然，膝下又無后，生前有沒有明確制定一個繼承人，哪怕備胎都么有。這樣的情況下，大漢的權貴們，心思當然都集中在，誰能承繼大統，這個關乎帝國前途、萬民利益的重大問題上來。
帝位的爭奪，從來都是激烈而殘酷的，康宗留下的，更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散亂局面，就更加劇其沖突與混亂，甚至讓人諸多權貴無所適從。
不過，短暫的混亂之后，大伙便迅速適應了。人心固然難測，局面或許混亂，但利益卻是永恒的，不論公利還是私利。而基于利益而展開的帝位之爭，梓宮運回紫微城后就已經展開了。
當其時，最先表態提議的，乃是宰臣寇準，他總是那般堅決而果敢，引人注意，干脆而堅定而表示，大行皇帝無后，當迎荊王劉文濟為帝。
不得不說，在過去的這些年中，寇準與劉文濟之間幾乎沒有超過同僚的關系，甚至沒什么來往。當然，這也是劉文濟刻意韜晦，所有朝堂宰相，他都沒有進行任何的討好交結。
然而，當山崩之時，寇準卻毫無猶豫、指名道姓地選擇支持劉文濟。其所持立場，也很簡單，就堅決地秉持一個立場，太宗之后。而談及太宗之后，數來數去，在寇準眼中，就只有劉文濟了。
寇準代表的，實則是朝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至少“太宗之后”這個前提幾乎是共識，只是，具體地來看，就有諸多講究了。
太宗之后，可不只荊王劉文濟一人。
寇準之后，有徐士廉、向敏中等宰輔大臣陸續附議，但也只表明當立太宗之后的意思。
然后反對的聲音開始冒頭了，竟然來自慕容氏外戚，他們反對的，當然是劉文濟繼位。理由有三：其一，自古以來，只有兄終弟及，沒有弟終兄及的；其二，荊王久病，難承其重；其三，有契丹血脈。
這三點，第一條當然站不住腳，莫說弟終兄及，就是侄終叔及的，都有。
第二點，倒是其短，但疾病，也大不過法統，只要荊王還有口氣，他就是有資格繼位。
真正具備殺傷力的，自然是第三條，這一點，足以引發許多權貴潛藏心底的反感與排斥。
提了劉文濟，那作為太宗長子的安南王劉文渙，被擺上臺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而比起劉文濟，劉文渙的法理性，則更強了，同時，血脈上還是根正苗紅的。
但同樣，提議劉文渙后，反對聲來得比劉文濟還要迅猛，理由嘛，已經就國什么的基本沒有提的必要，七寸就在于“常妃通奸、血脈存疑”這一點。
此事，雖然早已成為宮廷秘聞，但上層權貴們實則心知肚明，過去不提，只是為尊者諱，但涉及到大漢帝國江山的純粹與皇室的血脈正統，那就顧不得什么臉面了。
當然了，這仍是有解決辦法的，至少劉文渙后來有生了幾個兒子，剝奪常妃所出二子的繼承權即可。
這是個辦法，但反對者可不會考慮其合理性，而涉及大位之之爭，也從來不是講理的事情，最終拼的，還是實力，或者還需要幾分運氣。
而帝位之爭，隨著劉文渙、劉文濟兩兄弟相繼抵京，也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