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宗篇11 共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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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皇帝劉文澎能否有所改變，這是必然的，畢竟親政掌權了，也終于可以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了。

　　不過，在此之前，劉文澎需要找個人來接任尚書令的職位，這可讓劉文澎好生傷了一陣神。

　　依劉文澎的性子，本想著干脆把尚書令之職給廢了，因為他發現大漢帝國“首相”地權力，對他這個皇帝的鉗制能力有點大。

　　當然了，這種想法也僅僅是想法，想想就得了，劉文澎還真就不敢廢相這樣的大動作。這可涉及到“祖制”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可比打壓、排擠宰輔要嚴重得多。

　　一個宰相倒臺了，總有人續上，大伙還得感謝皇帝給機會，若是直接把飯碗砸了，那就別怪臣下們奉祖宗之法力爭了。

　　大漢帝國的事，到了第四代皇帝，顯然已不是皇帝一人說了就算的了。劉文澎能親政掌權，只能證明他在帝國權力的掌握上占據了主動，比之太宗尚且天差地別，就更別提世祖了。

　　即便不討論這些，帝國的宰相制度，最早延續自世祖，而尚書令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核心地位，則早在趙普二度拜相之時就徹底確定下來了，其中同樣貫徹有世祖意志。

　　世祖定下的東西，太宗都不敢輕改，何況你一個劉文澎？別看太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時間進行了諸多改革，也就導致，比起開寶時期，雍熙時代帝國上下風貌發生許多顯而易見的改變。

　　但事實上，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只是對世祖之政、之制的匡正與完善，改動的地方不少，但強化的地方更多，萬變，而不離其宗，帝國最基礎的東西，還是世祖的那一套，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就是繼往開來的事情。

　　而延續貫之了幾十年的東西，可不是劉文澎這么一個登基不過四年的青年皇帝能夠輕易改變的。

　　平心而論，對皇帝劉文澎來說，趕走劉曖、張齊賢、呂蒙正等宰輔，甚至把所有雍熙輔臣一個不剩都排斥出中樞，都不算什么太難的事情。

　　真正難的，是真正、徹底地掌握這個帝國、掌握這套成熟社會管理體制，是擺平那些看不到的沖突與角力，倘若做到了這些，那么劉文澎才有資格去觸碰制度、規則之類根本的東西。

　　世祖皇帝構造的這一整套帝國體制，在其內，皇帝理論上可以擁有無限的權力，但這份權力，偏偏就不包括對“祖制”的修改。

　　太宗皇帝能夠稍微觸動，那是三十多年太子，以及秉政多年積攢下的雄厚實力與巨大威望做支撐，即便如此，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明面上還要高舉高唱“皇漢宗法”的旗幟與口號。

　　太宗尚且如此，就別提劉文澎了。沒有世祖、太宗的權威，卻要行其大權，必然是會出問題的。若是敢改宗法，尤其是涉及權貴根本利益的宗法，那么可以想見的，會有一大波人高舉祖宗成法來與皇帝斗上一斗。

　　一旦形成那樣的局面，劉文澎能夠借用的力量就不多了，那些此前站在他這一邊的勛貴、重臣，或許都將成為他的反對者，即便是那些幸進的“帝黨”也未必不會心存疑慮，畢竟這樣的人，在見機識相上，可遠比一般人更加敏銳聰明。

　　初掌大權的劉文澎，自然是春風得意，不可一世。不過，他或許看不清楚其中的門道與要害，但他身邊的人可不都是蠢的，比如三朝老奴、少府劉規，以及新晉的中書侍郎、宰臣王欽若，在皇帝表露出廢相意圖之后，都是神色驚變，極力勸阻，陳說厲害。

　　尤其是王欽若，雖然他從內心里他是很支持廢除尚書令的“首相”職權，畢竟他這個新晉宰相資歷薄弱，在政事堂甚至很難站住腳，那樣對他來說是有好處的。不過，要謀長遠的王欽若，顯然不敢給皇帝出犯眾怒的主意。

　　而除了劉規與王欽若，就連皇城使王約、武德使林特也都向劉文澎提出勸阻抑或警醒的意見。

　　眼瞧著身邊的這些親信或者“功臣”都提出相對一致的看法，青年皇帝劉文澎也不由泛起嘀咕了。當然，劉文澎的任性若是發作起來，也不是這些人勸得住的。

　　真讓阻止劉文澎“起飛”的，還是世祖、太宗這兩座大山，祖宗成法的在當前這個時代的威力是很難為不通其理的人所理解的，那一項項賦予了世祖意志的條文規矩，對所有人都是一種約束，包括皇帝。

　　這也是帝國諸統治階級們對皇帝最有效的一項限制，上上下下，如何能不高擎這么大旗，拼命維護。

　　而劉文澎，畢竟還是趕上了世祖晚年的那段時間，雖然短暫，那也是真正親近地見識過余暉下的世祖，是何等的威嚴或者說恐怖，又打小成長在太宗的“陰影”下。

　　或許對天地師長，劉文澎都沒那么地敬重，唯獨對兩代先帝，常懷一顆敬畏之心。

　　改不了制，最終還是得按規矩來。一個都察使，都能引得滿朝云動，各派相爭，何況是尚書令這個帝國首相的位置。

　　朝廷內部更是爭得頭破血流，基本各大派系都下場了，很多劉文澎甚至沒多少印象的人都被舉薦到他面前，比如河東轉運使柴宗誨，這是英國公柴榮的幼子；關內道布政使高處讓，這是安國公高懷德三子；西南巡檢使趙昱，這是已故陜國公趙延進次子無一不是開國元勛、功臣勛貴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大漢帝國公卿勛貴的傳承，已然出現一種趨勢。二代繼承者們，尚有一部分才干出眾者，能在朝中當重職，享實權，繼續鞏固、延續著自父輩創下的功業與影響力。

　　類似的人物，在過去的幾十年，可以說是一抓一大把，并且很多人也的確成為帝國的中流砥柱，包括趙匡義在內的諸多宰輔大臣、將帥封疆，都是如此。

　　而到了第三代，情況就逐漸發生變化了，那些承爵者，在朝中基本只擔虛職，不掌實權，而代表家族出仕打拼，繼續保持、提升權威與影響力的，則是其他沒有繼承權的子弟。

　　這種趨勢，在世祖開寶后期便已有體現，等到太宗時代，就已然很普遍了。這其中，未必沒有兩代先帝王的推動，保留勛貴后裔們福蔭的同時，也在各大家族造成一定的分化。

　　此舉極大地保證了各大勛貴家族的根本利益，也使勛貴在帝國的政治生態中始終占據一個較重的利益，即便有世祖、太宗兩代各種管理、約束、限制的政策辦法，但他們對帝國的影響力實則是不減反增的。

　　到了劉文澎的平康年代，勛貴們不僅在軍隊體系內部保持著堪稱絕對的話語權，在文官系統內，也同樣攻城略地，拿下了眾多要職。而對這一個個突然冒頭出來的尚書令“候選者”，劉文澎一時之間竟有些措手不及。

　　至于朝廷內部，為尚書令之職，也是各施手段，局面之復雜，甚至到政事堂都無法組織廷議推選的地步，因為財政使李沆、吏部尚書劉繼昌還有兵部尚書向德明都是尚書令的有力競爭者，并且，都被各自代表的政治派系所推舉。

　　甚至于，連駙馬、侍帥楊延昭都被人推戴，只不過楊延昭很果斷地拒絕了，甚至主動壓制了那些“熱心者”的聲音。

　　而此前有大量案例證明，面對這種紛繁復雜局面的時候，劉文澎既缺掌控能力，也缺乏處置能力。

　　于是，不勝其煩的劉文澎做出了一個充滿他個性，細思之下又并不讓人意外的決定，他于平康四年秋九月二十六日下詔，以內閣大學士、王旦為尚書令，總理朝政。

　　事實上，內外大臣們推舉的那些人選，站在劉文澎的角度基本上是一個都不會認。首先排除的就是樞密院、兵部這兩個軍政系統，太平時代也不可能二衙長官成為“首相”。

　　其次就是李沆，他既是三朝老臣，又是太宗遺命輔臣，劉文澎好不容易才把劉曖、張齊賢這兩座山頭熬走了，怎么可能又給自己找不自在，沒把李沆也一道趕出朝堂，就是他克制了。

　　而吏部尚書劉繼昌也是同樣的道理，他畢竟也是故徐簡王劉承赟之子，宗室之后，論輩分劉文澎也得叫一聲皇叔。費了多少心思與口水，方才把劉曖趕到南海封國，又怎么可能又把劉繼昌給抬上來。

至于其他人的考量，就更簡單，他不熟悉　　思來想去，也就王旦合適了。首先他是三朝老臣，五十歲出頭，年紀、資歷、能力、名聲都夠用，其次他也算是勛貴之后，畢竟其父王祐乃是“開寶二十四臣”之一，即便是一份注水的榜單，那也是偌大帝國三十年時間內最頂級的一批人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太宗皇帝當年在立太子時，實際給劉文澎找了三位老師。太子太傅趙王劉昉垂垂老矣，也被逼得主動到邙山結廬守陵；太子少府王禹偁，已然作古，劉文澎身上至今還背著一個對師不公的薄涼罵名；剩下一個，就是太子賓客王旦了。

　　有這么多合適的地方，劉文澎選擇王旦，也就不奇怪了，而提拔其為尚書令的理由也是現成的，由其監修的《太宗實錄》終于完本了，這可是一項大工程，也是大功德。

　　而除了王旦之外，劉文澎又把湖廣巡檢使慕容德琛上調中樞，擔任尚書左丞，拜相。此舉，自然而然討得了慕容太后的歡心，母子關系又恢復如初，事實上，從劉文澎把魯王劉曖趕出中樞之后，母子倆之間就已經開始和好了。

　　等到平康四年冬，大漢帝國新一屆核心領導班子形成了：尚書令王旦、財政使李沆、吏部尚書劉繼昌、都察使向敏中、樞密使李繼隆、兵部尚書向德明、尚書左丞慕容德琛、尚書右丞寇準，還有刑部尚書徐士廉以及新晉的中書侍郎王欽若。

　　比起平康初年，格局可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至少那種可以勉強壓服眾臣、領導全局的人物（趙王劉昉、魯王劉曖、尚書令張齊賢）不存在了。

　　帝國中樞也初步地形成了以皇帝劉文澎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大漢帝國也開始進入一個共治時代，而這個所謂的“共治時代”，也是由皇帝劉文澎親自開啟的。

　　初掌大權的青年皇帝劉文澎，有了一段讓人意外的勤奮表現，躬身視事，親掌國政，組織會議，接見大臣，親自批閱奏章，處置軍國大事，盡情地體會了一番指點江山、日理萬機的風光與辛勞。

　　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事情劉文澎處置得還不錯，禮部尚書陳贄、宣慰使溫仲舒去世，他都發詔告慰；榆林道兵馬副都指揮使陳興縱縱兵劫掠治下漢夷部民，被他處死，以正國法；關內饑饉州縣，也下詔賑濟，體恤疾苦，蠲免賦稅.

　　平心而論，這么一段時間的表現，劉文澎是中規中矩的，少了許多浮躁與人性，雖說不至于就征服眾多臣下之心，至少讓人對他改觀不少。

　　皇帝年紀長了，親政了，為人處事也成熟了，那么親政之前諸多不那么合人心的行為，似乎也可以理解了，值得原諒。對皇帝，上下實則總是給予更多的寬容。

　　可以說，從平康四年秋冬，到五年夏，這半年多的時間，是大漢帝國上層自進入平康年代后最穩定的一段時間。

　　然而，也就這么一段時光，過于短暫，短到讓人幾乎以為是一場錯覺。原因嘛，還是出在皇帝劉文澎身上，他怠政了.

　　劉文澎最終發現，努力趕走皇叔、打倒輔臣、掌握大權之后的日子，對他來說，還不如以前.

　　明君是不好做的，一個勤奮的明君就更辛苦了，而劉文澎的“明君生涯”實則只存在了不到半年，他就對那鋪天蓋地、紛至沓來、無窮無盡的朝政事務感到厭煩了。

而比起整天面對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劉文澎更喜歡騎馬、打獵、下棋乃至唱歌跳舞，就算與后宮嬪妃廝混，也比待在垂拱殿，面對著那干冬烘老朽，看他們爭執國事，聽他們反復嘮叨，處理一件又一件根本處理不完的俗事，要有趣得多得多得多　　于是，慢慢地劉文澎便松懈了，常常在朝政會議抑或君臣問對之時，表現出厭煩、疲憊的情緒，后來干脆把國事“還”給政事堂，讓王旦等人看著處理，只有無法達成決議，以及一些利害攸關，涉及軍隊或者朝廷重要任命、祭祀、征伐等事，才需要請示他。

　　其余時候，眾宰相可以共同決策，當然，劉文澎也會時不時地去檢查一番，以顯示自己的存在感。就是這一點，也在時間的流逝中，慢慢放棄了。

因為他發現，眾多宰相并沒有“對付”他的意思，并且互相之間矛盾重重，斗得很歡，往往需要他作為仲裁者，對他的皇位并沒有威脅。同時，有皇城、武德二司在，他也能隨時掌握朝中的情況，他這個皇帝，穩如泰山而擺脫了繁重的國事之后，劉文澎也終于有時間干他真正喜歡的事了，比如一年四獵，與賈玄等國手下“人棋”，在宮中玩打仗游戲，舉行各種“嗨到天明”的晚會，到西京市井游蕩獵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