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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篇52 臨淄王

  雍熙十三年秋七月,蘇州,昆山縣,至和塘。

  蘇州境內有三條河塘連通著運河以及長江,至和塘則居其中(另外兩條為常熟—白茆浦,松江),因河塘之利,昆山興焉。如果要給大漢所有縣城經濟發展制作一份榜單,那么昆山即便擠不進十強,二十強總歸是有的。

  距縣城不遠,就在至和塘邊,崛起了一座全新的學校:婁江學院。這座學院的歷史很短暫,整體落成才一年的時間,方啟用不久,學生也不多,暫時只有百來人,但是其來歷卻不尋常。

  這是一所由蘇州、秀州、上海三地權貴牽頭,大商名流集資,共同修建,并且是一所以算學、數術為主要授課內容的學校,這也是大漢帝國除了軍事學校之外的第一所“專科學院”。

  成立婁江學院的其目的,也是為經濟發展日益繁榮的蘇、秀、上三地,提供更多專業性的算科人才。其他衙門就不說了,就江海關總稅務司及三地下轄各口岸,就有大量人才需求。

  隨著海關成立,徹底解除市舶司制度限制的江海一帶商業活動劇增,自然帶來各項管理上的壓力,尤其是稅收業務上,對專業人才的需要是極度饑渴的,并且還不是讀書識字就行了的。

  初秋的婁江學院,景色宜人,江風習習,江上不時有帆船駛過,滿載的負荷讓船只的行進顯得吃力。

  學院內格外安靜,氛圍嚴肅,諸課堂間,年歲參差的學子們,正埋頭提筆,坐于書案,態度認真地進行著開秋以來第一次大考。考試的內容主要分為四項,算術、實務、策論以及《刑統》。

  顯然,婁江學院是一所“高校”,沒有一定基礎的學生基本都是不招收的,這是由學校性質決定的,從建校理念就有了規定。

  學院學制為三年,按照規劃,學員期滿學成之后,基本都會直接安排進入蘇州、秀州以及上海衙門供職為吏。因此,從這個角度看,這不僅是一所“專業院校”,更是一座“吏政學校”,專門為官府培養提供高水平的吏政人才。

  作為建校以來第一次大考,莫說學生了,就是學院的掌院、教習們,也都格外重視,就和鄰居那座越發具備魔幻色彩的城市一般,婁江學院也是個新鮮的事物。

  從建校理念,到教學模式,都是如此,而考試則是學院階段檢驗教學成果最主要手段,同時在考試模式上,也更加貼近科考以及朝吏政考核。這樣一套模式,究竟管不管用,管多大用,在沒有得到實際驗證前,所有人心里都沒底。

  得知婁江學院大考,臨淄王劉文濟也于百忙之中抽得閑暇,前來察訪。來時輕裝簡從,不打招呼,到后也要求低調接待,只讓掌院王學新陪伴著巡看一番,巡看過程也是一言不發,未免影響到學生考試。

  掌院王學新,也是有一番來歷的,商丘人,自幼孤貧,好思篤學,長大后進入睢陽書院求學,拜在大教育家戚同文門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睢陽書院與戚同文在大漢文化界都是鼎鼎有名的,出了很多人物。

  而戚同文則是一個一生致力于教育、篤信忠孝節義的學問家,在士林中名望很高,還曾得到世祖皇帝的接見,不管在文壇還是朝廷,也都有一個“睢陽流派”。

  而王學新能被治學授徒嚴謹的戚同文收為弟子,顯然是有本事的,與戚同文那些已經做到州府乃至道司及官員的學生不同,王學新沒走仕途,而是醉心于教學,在睢陽書院當教授。

  只可惜,王學新雖然是戚同文的關門弟子,但終究是外姓旁人,而睢陽書院雖然在后來被定為官學,但話事者仍以戚氏子孫為主,至于王學新,在教育上是有些新想法的,但經常被批為“離經叛道”,境遇總歸是不那么如意的。

  直到婁江學院動工興建,掛牌成立,王學新受到延請,讓他到昆山來治學授徒。如果是一般的邀請,王學新可不會同意,就是京城國子監也未必肯去(那是沒法去,去了也未必待得住),但婁江學院可不一樣。

  首先這是一座官學,有江南三州市背書;其次,這是一所全新的學校,辦校目的便是為給官府提供吏才,突破創新對王學新來講很有誘惑力,并且同意讓他做掌院,一應教學管理,由他安排,盡情揮灑;

  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臨淄郡王劉文濟親自給王學新去了一封信,這些個文人啊,傲骨固然有,但也吃禮賢下士這一套,尤其是地位足夠高的權貴出面時,那什么矜持也都能放下。

  比如臨淄王劉文濟之于王學新,面子與待遇都給足了,再加上治學理念上的相對契合,那王學新南下也就順理成章了。

  有王學新帶著一干好友、弟子學生南下,再加從江南本地搜羅一些人才,婁江學院的教育資源立刻就有底了,至于學生,是真不缺的。

至少三地的權貴及地主、富商子弟,是很樂意到這里讀書的,官府吏才的“搖籃”,這樣的名頭可是格外吸引人的,至少在雍熙時代下的大漢,不是所有讀書人都一心一意想著走科考那條路,那實在是太難了  顯然,婁江學院成立的背后,臨淄王劉文濟是出了大力的,甚至可以說起到了主導作用。這也就可以解釋,矛盾重重的蘇、秀、上三地為何能在這件事情上達成一致,這是來自更上層能量的干預。

  劉文濟已經在江南道待了三年了,江海關那里的工作早就不做了,但皇帝劉旸又給他派了個江南巡撫使的差事,就近負責吏治監察、民情安撫諸事宜。

  而早在雍熙十一年冬,由于踏實肯干,低調謙遜,劉文濟晉爵臨淄郡王。

  值得一提的是,自從汝陽王劉文渙失勢,東宮有主之后,劉文濟反而受到了更多的關注,這三年間,也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招呼與示好,只可惜,臨淄王表現得謹慎而矜持,全都不加理會,甚至表現得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江南道這三年,劉文濟也得罪了不少人,因其執法嚴厲,剛正不阿,自然侵犯到了一些人的利益。

  臨淄王是說一不二的,說到婁江學院看看,就僅僅是看看,溜達完一圈,便毫不猶豫地選擇離去,連午飯也不肯吃一口。

  當然,與掌院王學新之間,還是避免不了一場交流的,畢竟是自己把人請來的,尊重是很有必要的。

  王學新倒是給了一個提議,有意在考試結束后把全學院的師生召集起來,讓劉文濟發言講話,也讓師生知曉臨淄王的恩情。

  要知道,這所學院能夠建成,最核心的支撐力量便來自于劉文濟,但是在這方面,劉文濟卻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從不表功邀名,甚至拒絕乃至禁止旁人宣揚此事。

  王學新的提議,顯然還是想給劉文濟揚揚名,讓婁江學院的師生知道恩主是誰,這也是此階段下他唯一能夠回報劉文濟的東西。

  然而,他還是小瞧了臨淄王,對于王學新之議,劉文濟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拒絕,并且以十分嚴厲的態度,以近乎警告的語氣,讓王學新不許再作此類考慮。

  對劉文濟的決然,王學新倒不畏懼,只是驚奇,并且最終試探著問劉文濟,費心籌建這樣一所重要的吏政學院,不圖名,不圖利的,就這么默默貢獻,這樣的舉動,在王學新的解讀下,顯然有另外一層含義。

  劉文濟的反應,則更加佐證了其猜測,不過,王學新并不愚蠢,也沒有就此事多作饒舌。王學新所求的,也只是教書育才,一展所長,當然,再加一點虛名,這一點,他自己都不否認。

  “我推動婁江學院成立,為了國家做事,為朝廷、衙司培養一些有用之才,何需揚名!”劉文濟還是簡單地解釋了句。

  在離開之時,又笑瞇瞇地向王學新交待道:“若說有所求,兩年之后,我可要從學院挑選一些得力人才,表現出色的學子,王掌院可要給留下!”

  對此,王學新自是陪著笑,應和著。

  “殿下,京內急報!”劉文濟的座船沿著至和塘緩緩向長江駛去,艙內,一名高級侍從打扮的中年人急步來報。

  正在研究這幾年上海市關稅情況的劉文濟抬起了頭,手一攤,來人立刻將急文呈上。

  迅速拆閱,嚴肅的面孔間浮現出少許動容,放下,沉吟少許,便吩咐道:“傳令,入長江后,掉頭西向,回金陵!”

  “是!”

  最近兩年,劉文濟主要還是待在金陵,不管上海市的發展多么迅速、新奇、引人注目,江寧府才是江南道首府,政治地位擺在那里,而在大漢帝國,政治性永遠是要考慮在經濟性前頭的。

  但對上海,劉文濟每年都要去個一兩次的。這座正在東海之濱快速覺醒的商業大市,匯聚各路人馬,龍蛇混雜,不知覺間,也成為劉文濟一個重要的“基地”,政治資源、經濟資源以及人才資源基地。

  此番,劉文濟是從金陵出發東巡,一路經過潤、常、蘇州,最終目的地還是上海市。

  而讓他選擇放棄原計劃的原因,也很簡單,京中傳來的消息,皇帝劉旸已然下詔,打算巡幸東南,劉文濟當然要回江寧府,與道司大員們溝通好迎接駕以及鑾駕在江南道的一切事宜。

  畢竟,這是皇帝即位以來第一次巡視東南。說起來,劉旸是個比較勤快的人了,躬親視事,從無懈怠。

  過去的十多年,已經出巡四次,西南、西北各一次,北方則跑了兩趟,并且,往往喜歡去條件差點的地方走走看看,對東南的繁華勝景之所,卻是從來不肯光顧一次。

  此番,皇帝終于動心了,于是,整個東南隨之震動。尤其對江南道,對江寧府金陵城來說,更是意義非凡,畢竟四十年前,正是雍熙皇帝代表朝廷接受江南國主李煜投降的。

  對皇帝陛下,江南官民,自然也有“深厚”感情,當然這份感情也是建立在他的皇帝陛下的基礎上。

  這件事,對臨淄王劉文濟來說,同樣很重要。一者,對江南道的考核,也是對他的考核,在這邊待了三年,正需要展現成績;

  二者,母親蕭德妃(雍熙十一年晉位德妃)、他的王妃李氏以及一雙兒女,也跟著來了,這是一個一家團聚的機會。

  過去的三年,劉文濟奔波于江南公務,每年除了開年元夕之時會回京待上半個月到一個月之外,其他時間都撲在江南。

  其妻李氏,則被劉文濟留在京中,代他照顧子女,侍奉母親。有“常妃”的教訓在前,素來低調樸實、端莊恭謹的李妃,就顯得難能可貴了,包括其生的一雙兒女(劉繼禮、劉紛)在內,都很得皇帝劉旸的喜愛。

  雍熙十三年的南巡,或許是劉旸繼位以來最“奢侈”的一次出巡了,至少隨行人員,連大臣、護衛、宮人在內,頭一次突破了一萬人。

  當然了,巡視政策還是以前那個政策,即便東南富庶之地,劉旸仍舊不許地方貢獻,因為他出巡而侵犯到地方官民的生計生活,這是他嚴厲禁止的。

  每一次巡視后,劉旸都會查賬,并且遣密使“二訪”情況,但每一次都會發生些幺蛾子。

  比如第二次北巡期間,曾在燕山北道的興化縣待了五日,雖然一切從當地取用物資都加價購買,但依舊給當地造成了極大影響,后憫其官民辛苦,劉旸下詔,蠲免全縣一年稅收。結果是,稅照收,只不過進了官僚的口袋.

  起駕之前,劉旸對朝廷自然又做了一番安排,這一次沒有把太子劉文澎帶上,而是留其監國,以趙王劉昉、尚書令張齊賢、尚書左丞慕容德豐、樞密使高瓊偕同諸部司大臣輔政。

  在隨駕駛臣僚中,則也加了一個身份特殊的人,汝陽王劉文渙。一個人的消頹與墮落,根本用不了三年時間,很難想象過去的三年,劉文渙是怎么挺過來的。

  當然了,也是劉旸起了愛子之心,方才在當年之事情日益淡化之后,將他帶出來走走看看,散散心,長久閉居府中,是能把人逼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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