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的成立以及皇明周報的發行,在朝堂上并沒有引發很大的反響和爭議,因為官員們都認為,皇明周報只不過是邸報的翻版而已,皇帝的意圖只不過是將其受眾范圍擴大了而已。
“邸報”又稱“邸抄”(亦作邸鈔),并有“朝報”“條報”“雜報”之稱,四者皆用“報”字,是用于通報的一種公告性新聞,是專門用于朝廷傳知朝政的文書和政治情報的新聞文抄。
“邸報”最初是由朝廷內部傳抄,后遂張貼于宮門,公諸傳抄,故又稱“宮門抄”“轅門抄”。
邸報最初的受眾是各行省及府州縣主要官員,而隨著有更多的人對朝廷的大政方針、皇帝諭旨、官員任免調動等諸多事宜越來越感興趣,甚至出現了專門抄錄邸報以售賣的牟利商人。
官員們及好事者為求省事,都樂于花些錢去購買,無須再去繕抄,這也為邸報讀者范圍的擴大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邸報除了傳播信息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會成為修史的依據,記錄下某日某時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和人物,為歷史留下極為珍貴的文字材料。
在大明,除了有邸報這種可以廣泛傳播的媒介,還有價值更高的塘報。
塘報是各地軍將發給朝廷的奏報,是對自己轄區內各種敵情及戰斗情況的匯總,邸報是下行傳播,而塘報則是上行傳播,只有少數有資格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相關內容,并根據這些情報做出相應的判斷和行動。
不過,當崇禎十四年臘月初六日,皇明周報問世之后,拿到第一份報紙的朝官們,還是不禁吃了一驚。
因為新報紙無論從規格尺寸還是所刊發的內容上來講,都與他們想象中的大相徑庭。
邸報因為尺寸太小,為了發布更多信息,所以上面的內容都是以微言大義為主,盡量簡化具體細節,以求涵蓋的范圍更加寬泛,閱讀起來花費的時間很少。
而皇明周報則是以一種全新的模式橫空出世,它的出現直接顛覆了眾人印象中傳統的媒介形式。
碩大的版面和尺寸、詳實的內容、精美的文章、寫實型的奏報等等,這一切都讓接觸到新報紙的人大開眼界。
這其中讓人們格外關注的內容是來自方以智、鄭芝鳳出訪隨筆,以及陜西、湖北、遼寧等地移民開荒拓田的相關報道。
雖說大明整體風氣非常開明,對新生事物的接受度比較高,但由于缺乏對外界的具體認知,所以在絕大多數人的心目中,這時期的歐洲與建奴、韃子等并無二致,都屬于未開化之地,與富甲天下的大明根本無法相提并論。
但方以智和鄭芝鳳的兩篇游記卻讓很多人陷入了思考當中。
原來在數萬里之外的極西之地,那些紅夷諸國也正在奮力前行,并且在許多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他們趕超大明的勢頭已是越來越明顯,在某些領域和方面,有些強國甚至已經超越了大明。
而且值得警惕的是,方、鄭在游記中都提到,這些西夷崇尚擴張和武力,在他們的眼中,財富可以依靠武力獲得,這種行為其實與建奴、韃子并無區別。
方、鄭二人的觀點引起了有心人的重視,這也是朱由檢所愿意看到的。
故步自封從來就是社會發展的重要障礙,只要推動輿論慢慢引導,一些落后的思想很快就會被世人做摒棄。
并沒有太多的人懷疑方以智和鄭芝鳳是在夸大其詞,尤其是朝堂重臣們。
不說方、鄭二人的人品和動機,就說使團中隨訪的禮部、工部等有司官吏,在回到署衙中后,也是對這次歐洲之行的所見所聞有了一個詳細的描述,他們所說的與方、鄭二人游記中描述的基本相同。
而皇明周報的樣式和版面同樣是借鑒了歐洲報紙的樣品,但是在朱由檢的描述下,皇明周報做了相應的改進,新報紙除了不能兩面印刷外,已于后世的報紙極其相似。
這片文章的作者是首輔溫體仁的次子溫侃。
崇禎十四年上半年夏收,湖北的夏糧取得了大豐收。
數百萬移民們在兩年多的開荒中,人均開荒五畝多田地。
在各級官吏、國子監舉子們的指導幫助下,不管是移民還是湖北當地農戶,在按照司農寺引發的農耕條例手冊中的程序精耕細作后,已經成為熟田的新開田地平均畝產達到一石二斗,整個湖北行省三百多萬頃田地,共計收獲夏糧四千余萬石,在滿足了自己口糧所用的同時,還向江南一帶供應了一千余萬石的糧食。
因為所轄境內取得如此令人心喜的成就,湖北巡撫方孔炤也因此得授東閣大學士銜,而溫侃則被超擢為了正四品的襄陽知府一職,為的就是方便他就近管轄熟悉的移民工作,防止人走政息。
溫侃在這篇刊登于皇明周報上的文章中,用紀實地手法和近乎于白話的語言,在讀者面前描述出一幅熱火朝天地農耕場景,并且將各地官吏、舉子在其中的努力也做了具體描寫。
當然了,這種描寫絕對是正面和積極的,這也是遵從朱由檢的意志、為了向大明社會傳遞更多正能量、激勵更多舉子生員投入到一線而刻意采取的方法。
通過溫侃的這篇幾千字的長文,許多從未接觸過農戶及農耕的人這才知道,原來他們眼中的草民日常是如此的艱辛,而他們所求的,不過就是一頓飽飯而已。
與之相對應的是,備受吳偉業夸贊的那篇張岱所寫的短文,卻并沒有在讀者中引發太大的反響,這讓滿懷期待,希望得到眾多文人墨客登門探討文章的張岱內心失望不已。
因為前面既有方以智、鄭芝鳳文章給人帶來的思考,又有溫侃所述中黎民百姓的不易,相比起來,張岱這篇帶著明顯小資情節的短文,在更多人看來,根本就屬于無病呻吟而已。
在朱由檢數年來的引導和號召下,現在大明不論官場還是民間的風氣,已經正在向務實方向轉變著,之前那種崇尚清談的官員士子正在逐漸減少,這也是張岱文章雖精美,但并沒有引起很多人共鳴的主因。
朱由檢這幾年采取的策略已經在悄然之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眾多作風扎實、政績突出的親民官吏得到了提拔和重用,不少務虛清談的官員被閑置,在利益的驅使下,明眼人已經認清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