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陰城被趙軍一日就攻破的消息傳回了建康,病懨懨的皇帝司馬岳不知是被嚇的還是被氣的,竟然暈了過去,不省人事。
“快!傳…傳庾冰、司馬昱他們入宮!”
司馬岳的五個顧命大臣隨之入宮,他們分別是庾冰與中書令何充、武陵王司馬晞、會稽王司馬昱和尚書令諸葛恢。
司馬岳似乎快要死了,面無人色地道:“諸卿,朕剛剛得到的消息。趙軍已經攻破淮陰城,占領了整個淮南,窺視我建康,當此時局,當如何是好?”
聞言,五個顧命大臣都不禁面面相覷。
庾冰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一聽這話,頓時起身道:“陛下,適逢國難,我大晉舉國上下更應該同心戮力,共御外辱!當此時,臣請傾國之兵,與趙軍戰于長江!”
司馬岳沒有回話,而是又掃視了何充他們一眼:“你們認為呢?”
中書令何充有異議:“陛下,臣以為不妥。眼下趙軍一日破重鎮淮陰,接下來又全據淮南,對我建康虎視眈眈!趙軍勢如破竹之勢,已經不可阻擋,而各方勤王之師又可能來不及救援建康,所以臣認為,陛下可以向石閔派出使者,議和。”
“議和?”
庾冰氣憤地道:“何充,汝安敢口出不遜?堂堂的大晉之臣,先帝留下的顧命大臣竟然說出如此糊涂之話?你難道就不會有羞恥之心嗎?!”
何充也怒了:“不知道是誰沒有羞恥之心?庾冰,汝掌權以來屢屢北伐,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使我晉國折損數萬兵馬而寸土不得!你難道就不會感到羞恥嗎?”
“夠了!”
司馬岳氣的不行:“大敵當前,汝等為國之棟梁不思退敵之策,反而在此爭執前塵往事!你們還把朕這個皇帝放在眼里嗎?!”
“陛下息怒!”五個顧命大臣都不禁跪下,叩首,表示自己很惶恐。
“咳咳咳!…”司馬岳怒火攻心,真是氣極了,一陣劇烈的咳嗽之后,司馬岳又緩過氣來,說道,“議和之事,斷不可為之。我們晉國還沒到山窮水盡的時候。”
何充的神色不禁暗淡下來。
庾冰又連忙道:“陛下圣明!陛下,眼下我大晉還有可戰之兵數十萬!別的不說,建康就還有數萬兵馬可用,只要陛下下令,建康還可以拿出十萬兵馬來對付天殺的趙人!”
聽到這話,何充又忍不住在一側冷嘲熱諷地道:“庾大人,你那所謂可用的十萬之兵,只怕是連陛下的宮中宿衛,還有建康的差役都算上了吧?正所謂兵貴精不貴多,眼下趙軍來勢洶洶,水師加陸軍,號稱三十萬兵馬!雖然其兵力不會那么多,但是至少也有十余萬!而且全是身經百戰的精銳之師!你如此拿陛下和咱們大晉國的國運去冒險,究竟是何居心?”
“何充!居心叵測的是你!”
庾冰與何充二人似乎是不對付的,兩個人就跟火藥桶一樣,一點就著!
庾冰怒道:“現在我很懷疑你的險惡用心!我大晉軍力仍在,只是丟了一個淮南,難道就把你何充嚇破膽了?啊!與羯賊議和,這樣的事情你去做!我庾冰雖不得流芳千古,但也不做遺臭萬年的事情!”
何充聽到這話,“呵呵”地冷笑了一下,說道:“庾大人,你這話倒是說得大義凜然的,但是誰知道你是不是在把陛下,在把咱們大晉往火坑里推?公不見永嘉之亂乎?”
“當年的永嘉之亂,匈奴攻陷洛陽,擄走懷帝,縱兵燒掠,殺王公士民三萬余人!難道諸公想重現當年永嘉之亂事乎?”
永嘉之亂,可謂是引起“五胡亂華”這個亂世的重大事件!
西晉惠帝時,朝廷腐敗,發生八王之亂。
永興元年,匈奴貴族劉淵起兵于離石(今屬山西省),國號漢(后來的前趙)。
晉懷帝永嘉四年(310年),劉淵死,其子劉聰繼立。次年四月其將石勒殲晉軍十馀萬人于苦縣寧平城(在今河南省鹿邑縣),并俘殺太尉王衍等人。
同年劉聰又遣大將呼延晏率兵攻洛陽,屢敗晉軍,前后殲滅三萬馀人。
六月呼延晏到達洛陽,劉曜等人帶兵前來會合,攻破洛陽,縱容部下搶掠,俘虜懷帝,殺太子司馬詮、宗室、官員及士兵百姓三萬馀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毀宮殿,史稱“永嘉之亂”。
大量人口為避戰亂從中原遷往長江中下游,史稱“衣冠南渡”。
這為東晉偏安一隅作了預備,大量的僑州僑郡的設立,深刻地影響了東晉的政治面貌。同時,客觀上促進了長江中下游經濟的發展,華夏古代經濟中心進一步遷往南方。
一般認為,現代閩南人的始祖,大多是來自于此時期漢人大規模南遷入閩的中原人。
兩漢以來,不斷與西北外族作戰,戰后基于“柔遠人也”的觀念,把投降的部落遷入塞內,與漢族雜居。
如漢文帝時,晁錯建議用重賞厚酬招胡民實邊;漢宣帝時,納呼韓邪“保塞內附”;東漢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數萬人居西河。
凡此種種,皆為“容胡”措施,即使曹操將降附的匈奴分為五部;分別居于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勢。
東漢末,政府與州郡為挽救戰亂的頹勢,乃以降服的胡人為兵,保衛疆土,如漢靈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黃巾。
魏晉政府亦繼承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晉武帝以匈奴人劉淵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劉淵為五部大都督。
五胡盤據中國北部,產生不少危機。
匈奴最早內徙,至漢末已散居山西(并州)一帶;羯為匈奴別支,居于并州、污庭。
曹魏更將匈奴編入軍隊,增強戰斗力。至于羌氐,早在漢時已叛服不常,為半耕半牧的民族,并保留酋長制。
惠帝末年,涼州、益州楊千萬、齊萬年之亂,便是由氐、羌人領導。諸族內徙中原,情況十分嚴重。
武帝時,郭欽指出“西北諸郡,皆為戎居”。惠帝時的江統亦強調關中百多萬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眾,人至萬萬。隨時會引發變亂。
西晉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關中及涇、渭二水流域,勢如弧形,包圍晉都洛陽,形勢極不利。
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欽請徙胡族于塞外,并以漢人實邊以絕胡患,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元年,山陰令江統作《徙戎論》謂,若不立刻徙胡,晉室岌岌可危。亦不為惠帝接納。
當時形勢已積重難返,既無法徙胡,即使要他們“各附本種,還其舊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議,成為一紙空文。加上政府容許胡人移入,卻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漢兩族的矛盾;又以胡人為兵,這情況于八王之亂時更普遍,如王浚,司馬騰用鮮卑人,成都王則用匈奴。
在用胡策略下,胡人盡知西晉國力虛實,只要時機一到。便起兵作亂。
內徙的胡人常受官吏壓逼,《后漢書西羌傳》載西羌“數為小吏、黠人所侵奪”、“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
晉初仍對胡人大加賦役,于胡漢互市時,胡人常被侵漁;管治胡人的邊吏,更對胡人大加殺戮,《晉書阮種傳》載:“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陷利,妄加殺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
江統《徙戎論》指出:“戎狄志態,不與華同…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可知胡人久受漢人壓逼,積怨甚深。有些胡族更“服事供職,同于編戶”,向中央提供力役及賦稅;有的被販賣為佃客或奴隸,如山西太原,“以匈奴胡人為佃客,多者數千”;甚至到處販賣,以充軍資。
如石勒少年時,即曾被販賣至山東。故胡人“與關中之人,尸皆為讎”。
永嘉之亂的爆發,可說是胡人反抗的高峰。
魏晉政治黑暗,士大夫雖身系國家要職,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談,相率鄙棄政事俗務,以此為清高,如王戎、王衍、樂廣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論世事,《晉書王衍傳》謂:“(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以戮力匡天下,猶不至今日。”
一切政務盡交幕僚處理,形成胥吏政治,政局一片暮氣。
士人缺乏氣節亦是敗亡關鍵,此與清談強調出世有關,故當外族入侵,“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取者。”
世族如瑯琊王祥、滎陽鄭沖、陳國何曾、河內山濤等,皆無報國之心。
錢穆《國史大綱》謂西晉由君主至世族皆無氣節,如匈奴劉聰問晉懷帝為何有骨肉相殘之事,懷帝說:“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
懷、愍二帝被俘,為偷生而愿為劉聰仆人。貴為三公的王衍,竟勸石勒稱帝。
故錢穆評謂:“君臣男女,無廉恥節,猶不如胡人略涉漢學,粗識大義。”
全國上下皆無氣節,加上兩重君臣觀念,將相大臣因勢變節,西晉豈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