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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百七十六章 糧餉困難

  羅昭云聽到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的高士廉,說出了庫倉無多余糧草的事情,有些愕然,這畫風有點不對啊,按照他的歷史知識,大隋在文帝時候,建立六大糧倉,人口接近九百萬戶,征收了糧食源源不斷儲存二十年,達到了一個驚人數字。

  記得有一段貞觀政要的史料,記載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

  大意是:在隋朝開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饑挨餓。當時國家糧倉貯存甚豐,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糧食拯濟災民,下令讓老百姓自己想辦法。隋文帝不愛惜百姓卻吝惜糧食,到了文帝統治末期,糧倉貯存的糧食,足夠五、六十年之需。隋煬帝繼承父業,依仗國家富庶,所以揮霍無度,極盡奢侈之能事,終于國破家亡。

  正因為這段史料,使得后世學者和網民爭論不休,有一部分人覺得大唐盛世,得益于隋代的糧食儲存多,其實這是一種對史料解讀不夠徹底,首先這有唐太宗夸大糧食存儲,來做力證,朝代滅亡跟儲量多少沒有關系,刻畫出隋文帝不憐百姓,隋煬帝好大喜功的缺點。

  其次,這個五、六十年之需,也不是說百姓不耕作,光靠存糧就吃五六十年的,而是指幾十年不征糧,可以作為國用,賑濟、國家開支等,不是讓天下幾千萬百姓空吃五六十年。而且,當時糧食在隋代的儲存技術,粟能儲存九年,米能儲存五年,這五六十年皆屬于夸大說辭。

  此外,還有一段史料記載,貞觀十一年,監察御史馬周對唐太宗說:“隋家儲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那個時期,距離隋朝已滅亡了二十年年,隋文帝已經死了三十三年,可那時的糧食布帛還未用完,這也是不少后世人作為大隋糧食吃到貞觀十一年的一個佐證,其實也是對史料片面理解。

  這句話主要是指西京庫存內的錢銀布匹,許多是隋代國庫所留,還沒有使用光,并非專指糧食,更不是說,大唐建立之后,一直在食用大隋的糧食,直到貞觀十一年還在吃,也是無稽之談。

  根據一些史料記載,大唐立國之后,出現了幾次災害,旱災、水災、蝗災等,使得地方餓死百姓許多,如果當真隋代存糧這么多,難道還不會開倉救濟,等著百姓餓死嗎?

  唐太宗即位之初,史載“霜旱為災,米谷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內憂外患之下,災荒的嚴重程度到了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的地步。這就是因為國庫和地方米倉,并沒有多少存糧,大隋的幾大糧倉早就在煬帝折騰、群雄爭霸中損耗較多,而且過了一定儲存時間,無法食用了。

  羅昭云心中有數了,也明白歷史記載,不可盡信,朝代滅亡之后,下一個朝代來編修史書,對許多事情的真相,刻意盡興一些丑化,對自己的朝代則進行美化,這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到了后世也是如此,為了有利于自己統治,修飾真相,所以官方言論和數據也不能全信。

  “高卿家,戶部由你來負責,以你只見,這糧草之事,當如何盡快解決,不影響戰事?”

  高士廉當即回道:“啟奏陛下,這糧草問題,臣已經與戶部的侍郎、侍中們討論過,暫時由于春耕剛結束,百姓家里也無多少存糧,而且還有大批流民沒有安置,不論是關內,還是河東、河北、河南、淮北之地,當地糧倉儲存都不能輕易調動,經過戰亂之后,原本糧倉就空虛,如今也不過去年秋收了一些糧草賦稅,但是征民不過以前的十分之一,大部分農產都荒廢了,所以收稅很少,當地誠邑的糧食要備用,以防旱災、蝗災、黃河之災。

  所以,江陵的李靖大軍,當從巴蜀一帶誠邑運糧,那里并沒有戰亂,天府之國,土地肥沃,在楚漢爭斗時就是大漢的補給后方,這幾年中原大亂,巴蜀卻只是響馬橫行,占山為王,小打小鬧,沒有太大諸侯稱王。征調糧食后,順著漢水入長江,抵達前線。”

  羅昭云聞言點了點頭,對于高士廉的說法,還是能夠認可的,中原戰亂時間長,耕作荒廢,百姓四處避難,有的壯年參加了義軍,打打殺殺,死了不少,有的則逃往了山林避難,還有的依附當地門閥鄉紳,成為部曲和奴隸,沒了戶籍,如同蒸發了一般,這都影響了去年的生產和稅收。

  立國之初,問題繁瑣,羅昭云此時就感覺到,這些已非打打殺殺能夠解決,而是如何調動資源,制定新政策普及全國,如何選拔和使用人才,都是重中之重。

  “高卿家考慮周祥,所言極是,且這般執行,中書省即刻起草敕旨,交由朕過目后,由門下省審核頒行,擢升去蜀郡征討叛亂的營屯都虞侯程名振為蜀郡的郡守,兼大將軍之職,負責這次蜀郡的征糧事宜,限期一個月內,運糧十萬石運往江陵前線,同時,未來三個月內,共征糧總數,須達到三十萬石,滿足前線需求。此次運往西北的糧草,沒有用光,一部分帶往邊陲之地,還有少許部分存留,已經在運往回京途中,直接調撥給侯君集的兵馬做糧草之用,再從京城國庫抽出萬石粟米補給,后方再苦,也不能讓前線的戰士們挨餓。”

  “謹遵圣喻!”高士廉、長孫無忌等戶部官員,以及中書省、門下省的官員紛紛領命。

  這個時期的詔令大致分為冊書、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敕旨、論事敕書、敕牒七種形式,一般由中書省起草,門下省審核頒行,其中有嚴格規定:「凡制敕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復奏而施行之。小事則署而頒之。」當然,肯定沒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開頭,那是明朝才開始推行的,而是以「門下,天下之本…」進行開頭切入。

  前線糧餉與戶部困難得到協調之后,羅昭云提到了年號,與錢幣的問題,也打算在朝堂上,與大臣們相商、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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