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經濟合作(七)
“我等若是想回到大宋，老路線經過疫區，干脆直接走大苦湖那條沙漠道路么？”大宋的使團在地圖上做著紙面作業。
大家除了接到支持東羅馬衛生防疫技術之外，還有從歐洲撤退返回大宋的要求。理由很非常冠冕堂皇，蒙古轉移到兩河流域，大宋使者留在歐洲顯得很沒價值。大家都經歷過這么多工作，都是大宋難得的人才。
至于背地里的理由很簡單，趙嘉仁剛聽到歐洲瘟疫的事情之時還沒別的想法，只是覺得歐洲佬不將就個人衛生。后來接到馬木留克領地上鼠疫橫行的消息，趙嘉仁就突然想起中世紀黑色病的那段歷史。雖然記不太清楚具體時間，趙嘉仁還是想起了有這么一回事。以趙嘉仁的心境，他不能接受上千號人留在歐洲等死，就下令讓大宋使團以及地中海船隊的人員準備全面撤離。
楊從容乃是收集情報的負責人而不是大宋駐東羅馬的大使，他沒參與這次討論，只是下定決定要走人。楊家與趙嘉仁有過對抗，最終慘敗收場。楊從容比較傾向于聽趙嘉仁的命令。
在遙遠的異鄉生活，面對著不熟悉的城市，面對不熟悉的人群，楊從容排解難過的手段就是讀書。讀書能夠讓自己的精神重新體會到熟悉，熟悉又會給人帶來安心。以前帶的書早已經讀完，現在他坐在椅子上看著新帶來的《社會契約論》，作者的位置上用鉛子印刷著‘趙嘉仁’三個字。
即便是在異國他鄉，這本小書本身讀起來也稍顯枯燥。這種單純的概念傳播總是枯燥的。楊從容耐著性子倒也有些看進去了，因為趙嘉仁討論了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對于權力也有不少講述。
‘國家后于國民而出現…人類個體集結為部落，為部落成員提供安全與生存…部落聯盟的權利與義務隨著制度化變成了權力與服從…君權天授，還是民心就是天意…當大宋朝廷沒辦法盡義務，沒辦法以官家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抵抗外來入侵，沒辦法保障大宋人民的權利，臨安的國家制度開始瓦解…隨著制度完全失去能力，臨安總投降就成了必然發生的結果’
有關趙嘉仁奪權的部分是楊從容最能看懂的部分，也是他能理解，卻忍不住扼腕的部分。楊家就如當時的太皇太后謝道清一樣，覺得他們的身份就代表了一切，全然沒想到支撐他們權力的基礎早就崩潰。
被不少楊家人視為篡權者的趙嘉仁從一開始就以另外的權力與義務構架了全新的制度，楊家只是用來裝飾這只公雞的雞冠。目的是不要立刻引發激烈的矛盾。畢竟趙嘉仁當時只是眾多趙氏宗親之一，他若是自立為皇帝，大宋內部立刻就要出現深刻的決裂。
放下書，楊從容深深的嘆口氣。真正回頭看歷史的時候就會感覺到一種感慨，在當時覺得簡直不可思議的事情，等到塵埃落定之時再看，就會感覺結局早已經被定下。
結果這一聲嘆息就引發了眾人的注意，大使立刻招呼，“楊團長，你這是有什么路線么？還是覺得我方才說的有什么不妥？”
楊從容愣了片刻才明白，原來他方才的舉動被誤解了，于是連忙解釋道：“只是看書的時候有感而發。”
大使瞥了一眼，就笑道：“原來是是官家的書。”
眾人已經討論一陣，有人想岔開心思散散心，就跟著說道：“這個書我試著看了好幾遍，還是不明白要點在何處。”
“要點就是說士大夫靠不住，官家準備走回老路，靠百姓。”大使果斷講述了自己的看法。說完之后他繼續招呼眾人，“現在撤退路線大概確定了三條。一條是經過大苦湖一帶，走上百十里路，直接到我們在紅海的基地。一條是向東走，經過蒙古人的地盤，抵達咱們在巴士拉的站點。第三條就是駕船向西，繞南瞻部洲一圈會天竺洋。”
楊從容并沒有聽進去這話，而是覺得大使的判斷讓他突然間有撥云見日的感覺。原來這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制度早己存在，現在趙官家寫了《社會契約論》的目的是要推翻舊有的制度，建立新制度。聯系趙嘉仁取代宋理宗一脈成為大宋皇室，這個解釋令楊從容豁然開朗。
“楊團長，你覺得哪條路比較合適？”大使問楊從容。
楊從容心思暫時還沒回到這里，這件大事在之前也有所考慮。他就隨口說道：“我覺得咱們的關鍵是避開瘟疫，避開蒙古人。若不是建立這個大使館的時候就采取了非常好的衛生模式，加上咱們也都接種了疫苗。走哪里不是問題，官家讓咱們撤退，自然是想讓咱們能夠安全回到大宋。”
聽了這話，大使眼睛一亮，看來是想出了些什么。楊從容很識趣的閉嘴不言，倒不是他不想居功，而是所有考慮方才都已經合盤端出。真正走什么道路，他也不清楚。
“我原本想的是官家想讓咱們撤退，現在反倒覺得官家是想讓咱們安全。若是如此，我等就走蒙古人境內。”大使給了答案。
“走蒙古人境內？”楊從容懵了。
“蒙古人并不截殺商隊。我等沒辦法一次撤走，須得分批撤離。”大使給了答案。
“走埃及不是很近么？”
“一邊是瘟疫，一邊是聽聞見到那邊有人過來就殺的蒙古人。走蒙古人那邊，就得和蒙古人打仗。咱們這千余人隨便有個閃失就是許多人命。走埃及那邊，萬一染病怎么辦？”
聽說要走蒙古人的境內，有人立刻表示反對，“我等把水和干糧帶好，路上不喝當地的水，不吃當地的食物。只求快速通過埃及。這應該沒問題。走蒙古境內，難倒就不會有閃失么？咱們又沒有可靠的商隊。被蒙古人發現咱們是宋人，只怕就走不掉了。”
楊從容比較認同走埃及路線，大宋好歹也有上千號人，在以往的戰爭中，蒙古軍遇到大宋千人的軍隊，基本上沒辦法。大家又不是真的要打仗，而是要行軍。走過那百十里路，就可以抵達紅海口的兵站。大家就可以乘坐船只唱著歌回家。
本想參與反對大使的人群，楊從容很快就發現反對者的人數遠高于支持者，以至于楊從容根本沒機會插嘴。就在大使眉頭緊皺，面色不善的時候，有人前來稟報。東羅馬皇帝派宦官過來。
東羅馬宦官到了大使館，只見到了大使以及楊從容等少數幾人。宦官神色有點慍怒，他直截了當的說道：“皇帝陛下是要你們解決瘟疫，怎么就變成了清掃城市。”
“若是城市十分骯臟，臟東西在空氣中彌漫，怎么能指望大家都沒事。”大使毫不客氣的頂了回去。
宦官見大使毫無退讓的意思，忍不住怒道：“陛下是讓你們先保證王公貴族的安全，若是王公貴族們都惶惶不可終日，哪里還有心思治理國家。”
楊從容本來在猜想大使的態度為何突然這么強硬，他覺得大使很可能是希望把這件事弄黃，接著就可以順利成章的撤退。若是東羅馬帝國哭著喊著抱著大宋使團的腿請求幫助，大宋使團還真得留在君士坦丁堡幫著應付瘟疫。
現在聽宦官的發言，他心中一陣的不快。大宋這十幾年里面動輒就寫口號，官員干部動輒開會。杭州這個地方與君士坦丁堡一樣，是個水路要沖。南來北往的人多了，瘟疫也多。每一兩年爆發一次，有時候連著爆發相同的瘟疫。有時候瘟疫每次都不同。
直到新的防疫理論出來，朝廷搞起了‘愛國衛生月’，加上接種各種疫苗，傳染病才被有效限制。這些官員們不得不承認官員和百姓在瘟疫面前沒有分別的事實之后，對于不治理民間的做法就非常反感。上層衛生狀況普遍姣好，真正危險的恰恰是民間。
楊從容心中不快，大宋大使也不快的答道：“你認為瘟疫還分人么？得了病，都會死。”
“百姓死了多少，只要皇帝還在，貴族還在，東羅馬就不會滅亡！”宦官的回答同樣非常不快。
楊從容心中一驚。那本《社會契約論》開篇就談及的核心問題是‘到底是現有國家還是先有人民’，趙官家很明顯是中國文化繼承者，中國文化里面認為先有人民后有國家。孟子甚至主張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在東羅馬帝國的上層的理解與孟子恰恰相反。明顯是‘君為重，社稷次之，民為輕’。好像投降蒙古的臨安朝廷也這么想…
“東羅馬也不是沒人到過大宋，我們的愛國衛生月每個年都搞，想來東羅馬應該知道一二。對我們來說，城市衛生無荒地。若是你們不能用我們的法子，就另請高明吧。我們只會這種包括整個城市的辦法。”
話說到這里就沒有商量的余地。宦官憤憤然而去，大宋使團這邊也處于非常不高興的狀態下。楊從容忍不住問道：“這是故意的么？”
“故意個屁。”大使怒道：“我家里人就有五個人死在瘟疫上，我最受不來的就是這種嘴臉！”
楊從容不敢吭聲了。事關別人親屬，那就沒什么好談。以前的時候覺得瘟疫是瘟神帶來的，大家不得不屈從與瘟神的神力。現在得知瘟疫只是些細菌入侵人體帶來的結果，人類完全有能力自救。這時候許多人對于衛生防疫就有了強烈的態度。楊從容有同學就是這樣。這種情緒化的事情別說商量，就是提出任何不認同的意見都會爆發沖突。
之后眾人就繼續討論怎么撤走。大多數人都支持走埃及，最后大使不愿意，眾人不得不給大宋發了個消息。趙嘉仁接到消息的時候已經是大宋326年4月的事情，這就更加激發起了趙嘉仁對于黑死病的想象。
歷史上的黑死病是不是鼠疫，還是鼠疫的某個變種，這個在醫學界有爭論。但是黑色病本身的可怕令人膽寒。據說黑死病是蒙古西征時候帶去歐洲的。但是也有說法，東羅馬早就遭受過鼠疫的泛濫，死傷慘重。
當墨西拿港開始爆發瘟疫時，一位名叫邁克的芳濟會修道士正在那里的教堂當牧師。根據他的記錄，當時“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訪過他、和他做過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墳墓里的人很快都會步其后塵。”瘟疫傳染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裝滿尸體的車子像洪水一般涌向教堂，以進行最后的基督教儀式。
據另一位修士的記載，威尼斯城情景同樣恐怖：“因為這種惡疾是借助呼吸道傳染的，故當人們交談時，即從一人傳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覺劇痛難忍，有的人渾身顫抖；結果臂部及股部皆會呈現豆核狀膿皰，它們感染并貫穿至體內，至使患者猛烈吐血。此種可怖癥狀醫治無效，持續三日后即告死亡。不僅與患者交談可招致死神，就是從患者那里買到、接觸到、拿到任何東西，都能受傳染而死”。
面對突如其來的瘟疫，人們無法解釋，更無法治療。為了尋求寄托，人們便紛紛來到教堂，期望得到神靈的保護和安慰。在牧師的帶領下，他們一起禱告，祈求上天阻止這種瘟疫的蔓延。但是他的祈禱沒有任何結果。相反，死者越來越多，人們日夜不停地掩埋著送來的死者，儀式變得非常簡短。為了阻止瘟疫的擴散，死者的房子被封閉，沒有人敢踏進它們一步。然而瘟疫卻仍如洪水猛獸，又扭頭向周圍的鄉村擴散，沒有人能夠躲過此劫。那位名叫邁克的修道士開始相信，這場瘟疫是上帝的懲罰，人類是無力與之抗爭的。于是他便開始繞著西西里島考察，希望一路給人們以精神的寄托。他看到，每天黃昏，就有人推著獨輪車，手里搖著鈴到處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戶戶就把死者的尸體抬出來，搬上車，推到城外焚燒。人們甚至已無心將死者送入教堂，為死者舉行葬禮，而實際上許多牧師也已命喪黃泉。
整個歐洲死了兩三千萬人口。趙嘉仁發現如果事情真變成這樣，大宋向歐洲發展的戰略本身就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