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在牧野平心靜氣地進入長屋聯盟海法沙的部落,進行觀察牧野土民的生活態度、文化融合。
大洋上隸屬合興盛的武裝商船再一次將數以千計的士兵送至英格蘭。
或者說,是夷蘭島。
大體上來說,命名、歧視這些事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的往往是自己的喜好與內心。
艾蘭與夷蘭被人們合稱為艾夷群島,這個名字并不見于東洋軍府任何官方文件之上,但卻流于人們內心之中,口口相傳。
這個名字最初,出自大明為遠征海外從朝鮮南部、日本東部招募的軍夫,他們文化程度低下、字也不認多少,無法指出正確的名字,更不會說。
盡管文字相通,但同樣一句話發音不同,就算發音同了,語序也不同。
漢語是主謂賓:我吃飯。
朝鮮與日本的語言則是主賓謂:我飯吃。
況兩國過去,幾乎與這個時代的歐洲相同,都是貴族階層才能學漢文,平民百姓連本國的東西都沒機會學。
對周邊諸國而言,強盛而有力的漢文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借此學習中原的文化、科技,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阻礙其本國上下階層的交流。
比方說朝鮮,說話和寫字不一樣,這事多讓人難受啊。
如果百姓能跟貴族說上話,貴族張嘴:“你飯吃思密達?”
“我飯吃思密達!”
交流還是比較順暢的,可平民沒什么機會能見貴族,要學習得看書、看文字,一句說起來是‘我飯吃思密達’的話,寫出來卻是‘我吃飯’。
非常不便于理解,自然為學習提升了很高的難度。
李氏朝鮮第四代世宗大王就已經認識到漢文給交流帶來的不便,設諺文局廣招學者,把漢字拆了對標朝鮮語音,來創造文字。
可這東西沒啥用,因為那會不是先民高唱詩經的時候,那已經是明英宗朱祁鎮時期了,漢字發展極為成熟,根本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真正成功的去漢字運動,是二戰后的韓國,干凈徹底,也造成一個無法挽回的問題,韓國青年無法查閱本國史料。
因為不學中文,他就看不懂以前人寫的什么。
所以他們就算知道大明人把一個地方叫什么,也只能學出語音,卻不知是哪個字。
到了海外也是隨意拼湊,偏偏許多人都住在東洋,還因是第一批加入漢文學堂的人物,混上了教書先生之類的公職。
說起來,可能這個世界的人物并沒有如此感觸,但世界已經回到了本來的模樣,好像二三百年前的地域認識。
沒有這個國、那個國,朝廷只有一個,它在北京,過了長白山,就叫高麗地面。
因此他們給別人起這些名字,很正常,像艾夷群島,直接把倆大島的人都鄙視了。
他們覺得這里離大明遠,太遠了,比他們出身地面遠得多,該鄙視。
反倒是大明人普遍沒有這種情緒,這不是因為大明人好,而是他們單純地鄙視所有人,以至于能一視同仁。
就好比說一個人坐擁二十萬畝田地,叫土地兼并;要是這個人擁有七百萬頃田地,那就只能叫土地國有了。
像東洋軍府,就在亞洲擁有一百四十七萬頃地,實現了土地國有,把它們分給移民不準買賣,田荒了就收回,沒田的人還能再找軍府要。
不過對英格蘭的官員、倫敦知府湯顯祖來說,沒什么好鄙視的。
在倫敦府衙,北方的戰爭仍未結束,且軍府人員一致認為很難結束。
女王伊麗莎白被押送上船,舊都鐸王室煽動貴族對愛爾蘭的殖民屠殺、對普州、對明軍的一切丑化都成為其作為戰犯的證據。
但都鐸王室的統治滅亡并不意味著這片土地迎來長久和平。
德雷克的叛軍依然勢大,盡管其在不久前才剛因攻打府城被應明領軍擊敗,從叛軍被打成海盜,但很快北方就再度傳來其在蘇格蘭登陸,卷土重來的消息。
而在普州到倫敦府、倫敦府到蘇格蘭的廣闊山野,盜賊蜂起。
舊貴族治理地方的體系被全面推翻,新的官僚體系卻沒能完全覆蓋,缺失的統治空間很快被逃亡的舊貴族與亂軍占領。
從艾蘭王國一路扯旗到英格蘭的劉汝國也有力不逮,隸屬東洋軍府的精銳旗軍與大量牧野兵疲于奔命,各地反叛如同按下葫蘆起了瓢。
這樣的局面幾乎快把普州參將應明逼瘋,他的親兵魏進忠為主分憂,獻出內外二計。
魏進忠認為,如此局面,對外明軍應依照英格蘭對愛爾蘭的傳統作風,對舊都鐸王室的反叛支持者進行屠殺,從郊野的村莊到中心的城鎮,將參與反叛者不分男女老少殺個干凈,從根源上解決反復叛亂的潛在兵員。
對內則使用西班牙在新大陸的手段,進行強硬的高壓管理,并持續地害死男人留下女人,用三代人的時間解決掉這個麻煩。
盡管每一個東洋旗軍都受過相同的、對亞洲原住民的同情教育,但人類在養尊處優之時表現出的永遠都只是上限。
而在困頓痛苦時才會表現出下限,尤其這種同情教育一定程度上換個角度就會變成復仇思想。
東洋軍府同情教育的出發點,我們是華夏、他們是諸部,如果他們在商周出現大家就是死敵;但在這個時代的新大陸,面對更遙遠的歐羅夷,他們也是我們,一種更弱小的我們,需要保護。
這就造成東洋軍府旗軍對原住民有保護情緒,但對歐羅夷則會有更多復仇心態。
魏進忠提出這一殘忍計劃并不奇怪,甚至就連應明認可這一計劃都不奇怪。
好在倫敦府還有湯顯祖。
湯顯祖并反對這一計劃的殘忍,他們一起生在這個殘忍的時代,人們千方百計避免戰爭,因為史書古籍上記載了太多戰爭帶來的前車之鑒。
但當戰爭爆發,他們也更清楚戰爭中會發生多少殘忍的事情,也很清楚戰敗后敵人會對他們做什么。
因此不能輸,才是所有人的共事。
湯顯祖反對,是因為下作——西班牙人曾施與新大陸原住民的手段太過下作。
即使統治一片土地,也許勢必會出現大明男性在婚姻上的優勢、也許結果與實施這樣的計劃并無區別。
但湯顯祖作為倫敦主官,他認為封疆大吏、邊臣武官有沒有有意識地推動、鼓勵甚至有計劃地去施行這種政舉,有天壤之別。
“還請將軍暫熄怒火,湯某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