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章 道統、法理、天子(二)

　　對于舊制度舊規矩下的精英人物，適并不是很想和他們談論這些東西。

　　雞同鴨講，雙方的基礎三觀都不一樣，根本不可能在一件具體的事上爭論對錯，最后只能輪到講些最基礎的東西，而那些東西又是互相難以說服的。

　　曾有傳聞，武王伐紂之后問箕子天命之事，聽完之后緊張的大病一場，第二年就死了。

　　這里面只怕就是談到了神權、道統、法理這些玄之又玄的東西。畢竟對商人來說，他們認可的上帝，都是殷商王族的祖先，是一家人，周要談天命只能改掉上帝的含義，但又極難。

　　此時這士人談的問題，其實某種意義上也差不多。

　　儒家立身的根基，是托古改制，他們認為自己是對的，源于上古時候堯舜禹時代有些東西就是永恒的，不變的，所以他們的道義是有合法性的。

　　現在那士人鋪墊完畢后，又道：“仲尼大才，然仲尼逝后，有子張之儒，有顏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儒家數分，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言余者為異端、修正。”

　　“仲尼不可復生，將誰使定誰為真儒？誰為異端？誰為修正？”

　　“這根源，就是因為堯舜禹時代的事，不可以知曉，全都是猜測亦或是編造，如此一來，誰都可以說自己是真儒，然后斥責別家為異端和修正。”

　　“儒家如此，墨家難道就沒有這樣的危險嗎？”

　　“如今適子尚在，墨家尚可為一，團結同義，同志同心。墨家不諱生死，則若適子死，墨家難道就不會分出許多派別，各自以為自己是正統，互斥對方為異端、修正嗎？”

　　“愚以為，墨家其成也同義、其敗也同義。”

　　適笑了笑，沒有直接反駁，而是問道：“何以謂之成也同義敗也同義？”

　　那士人看了一眼適，亦笑道：“適子豈能不知？無非是想要聽我說出，然后從我的話語中尋找紕漏以批駁我，避開主要的問題，從我話語中的小錯來推翻我的一切。”

　　“不過也無妨，此事我不是想要在言辭上戰勝適子，只需要說出來，若是適子避重就輕，那么我即便因為言語中的小錯而被適子駁倒，那我也是勝者，因為我的目的不是在言辭上駁倒適子而是確信適子知道且不能反駁，輸與贏，要從我的目的上去看。”

　　這種還未爭辯就先單方面宣告自己勝利的話，把在場的不少人都逗笑了。

　　士人卻也不羞澀，淡然道：“成也同義，自不必說，我只說敗也同義。”

　　“墨家之巨子，必要掌握天志的解釋權。那么這就會陷入儒家數分之后的局面：但凡巨子，必要讓上下同義，認可自己對于‘真墨’的解釋，從而斥責別人是異端修正，正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屆時內部必然爭斗不休，都以為自己才是真墨，都以為別人才是異端，墨家無限可分，最終天下必要大亂。”

　　“如今亂世，墨翟既知天志又知戰陣，適子亦然。是故適子既可以解釋天志自然以為巨子，又可以手握兵權天下莫敢不從。若是將來，手握軍權之人就一定可以知曉天志解釋自然嗎？屆時這個問題又怎么解決呢？”

　　士人的話，正是此時剛剛開始流傳并且發揚的法家學說的一個變種。

　　原本歷史上確實出現了“儒墨無限可分”的情況，儒家八分不提，墨家也是三分，三分之后又三分，最后既有走到法家那邊的，也有走到道家那邊，還有走到復古武士精神那邊的。

　　互相批判，彼此爭斗，最終也不得不獨尊一學，以為正統，這是一個文明的廣義上的神權之爭。

　　不得不說，這個士人說的問題的確存在，但事實上卻并不危險。

　　當年商丘城下墨家改組之后，適沒有選擇走練兵掌握軍權，然后等到以后清洗軍事政變的路線。

　　而是從那時候起就是整個墨家最先守規矩的人，從墨子的書秘開始做起，掌握了內部黨建和意識形態解釋權，再抓經濟和軍事，而經濟和軍事只是輔助，最終他有“解釋天志自然”的大義，由此而成為的巨子，而非是一場軍事政變。

　　他沒有辦法解決士人所說的那個情況，因為從一開始他就是準備讓墨家粉身碎骨將來分出諸多不同的流派的。

　　墨家現在代表的，是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是要將墨家最開始的基本盤小農、小市民、小生產者們碾碎的。這其中當然會有反抗，會有不滿，這種反抗和不滿，會被歷史的車輪碾碎到成熟，直到有一天這些被碾碎的階層一無所有只有出賣勞動的時候，天下的問題就簡單多了。

　　就像是適一貫的做法一樣：他解決不了當年曲阜人問墨子的那個問題，即我愛鄒人勝過愛越人，愛魯人勝過愛鄒人…適的解決辦法是解決掉魯人越人鄒人，變成天下人。

　　同樣，他也解決不了將來的種種斗爭，那么就讓問題簡單化，讓存在矛盾的對立方越來越少，化七彩為明暗。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墨家是否將來分裂，也所以他會保留了空想成分很濃的農家和他們修好，又保持著內部自苦以極派的派別。

　　此時士人問出這個問題，頗有一點當年武王問箕子的意味。

　　適略想了一下，問那士人道：“你說儒家數分互相攻訐異端的事，我是知道的。但你說儒墨一樣，都是效仿堯舜禹，其實也不盡然。你后面說的那個問題若要解決，就必須先要弄清楚墨家效仿堯舜禹和儒家法堯舜禹是不是一回事。”

　　士人道：“法的不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禹。你可以說法與取舍不同，卻不能說做法不一樣。如墨家從堯舜禹那里法來的是尚賢同義，儒取來的是道德永恒，但都是法古，難道不是嗎？”

　　“你們所謂的平等、兼愛、同義，以及按照道法自然的原則，土地應該歸屬于天下人所有，這難道不是法古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果不是法古，又怎么能夠得出土地歸屬天下人所有是正確的呢？”

　　“因為你們需要正確，所以就要認可古時是正確的。古時是正確的，可殷七百馀歲，虞、夏二千馀歲，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無人知曉當時到底怎么樣，那便會導致人人都可以說自己才是真儒、真墨。”

　　適大笑道：“我以為你此番來，定要高論，卻不想又是一些妄加揣測之言。墨家的書上寫的很清楚，認為土地歸天下人所有的道理，源于自然，所謂道法自然，而非道法堯舜。”

　　“只是堯舜時候，恰好是土地歸天下人所有而已。堯舜固為圣人，可即便圣人，又豈能與天志自然相比？”

　　“墨家法統，法自自然，而非上古圣人。”

　　“墨家以禹為圣，是贊許大禹櫛風沐雨大利天下，而非是贊許大禹的一切。大禹時候，天下所有的人力物力都要去治水，難道墨家現在將天下的一切人力物力都拿去治水了嗎？”

　　“櫛風沐雨疏通河道使人不為魚鱉，是為利天下；研究天志發明機械掌握技巧分配土地，是為利天下。墨家所慕者，禹之魂也，非其政也。”

　　“子墨子言：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

　　“堯是一個實行了善政的人，但那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政策。那時刀耕火種，堯于春日燒荒種植，可稱善政；可如今已種宿麥，若是還要在春日燒荒，則為害政。”

　　“以今在古，則堯善治；以古在今，則堯之政為害政。”

　　“何謂善政？使天下利也。”

　　“如何知道天下是否得利？子墨子有三表之言，所謂人口是否增多？天才財富總和是否增加？增加的財富是否使得大多數人得利？”

　　“墨家以為，天志自然是永恒的，儒家以為，忠信禮義道德是永恒的。這就是本質上區別。”

　　“子墨子昔年觀凹面鏡成像，以為凹面鏡成像是以球心為稱，但昔年商丘城下我以草帛做飛鳥說影不徙之事，子墨子言以驗為先，是以驗證之后，發現凹面鏡成像是以焦點為稱而非以球心為稱。”

　　“子墨子昔年觀滑輪與斜面，給出了拉動斜面上的物體比直接將物體懸空拉動要省力，于是今日庠序之內有人提出了力的四邊形法則。”

　　“子墨子昔年以為，力，物之所以奮形也。但現在則經過驗證，可知力是改變物體原本狀態的而非是物體運動的根源。”

　　“所以自然是永恒的，而人解釋自然的道理是可以改變的，只有自然才是永恒不變并且可以評判對錯的。”

　　“所以墨家的人，可以犯錯，并且可以被指出這是錯的。”

　　“而若道德永恒，忠信禮義為永恒，那么最有道德的，就是堯舜禹這些上古圣王，所以他們是最接近永恒道德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的問題。堯之政必是善政，這才會導致你說的殷商七百虞夏兩千上古圣王之政全靠編的情況。”

　　“因為道德永恒，所以圣王正確，所以法古有理，所以才要編。墨家緣何要編？堯的政策當時是善政，現在是害政，我們法的是自然，法統源于道，那我們編上古之政干什么呢？”

　　“不是因為堯舜尚賢，所以尚賢才是對的，而是因為尚賢是對的，所以堯舜這么做了才是圣王。堯時候只種一季糧食，不能因為堯只種一季就說堯的政一定是善政，而是要認為放到現在是害政，只是當時的情況之下是善政。”

　　“墨家的法統是自然，巨子傳承的是認識自然天下的方法，而非不可更改的結論。儒家的法統是道德，儒家傳承的是認為永恒不變的道德，是不能更改的結論。這就是區別，所以你擔心的事根本不是事。”

　　“以方法推知出，將來可以做乙，而現在我做的卻是甲，那么將來他們自然也可以說‘適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適不能治也’。這有什么可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