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梅協定》帶來的影響愈演愈烈,許多進步人士發表文章,措辭激烈地批評南京政府的賣國行徑。幸好這陣子大家都在關注自然災害,再加上《何梅協定》沒有獲得證實,否則全國上下都要鬧翻天。
順便一提,有一部叫做《風云兒女》的電影正在熱映,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隨之廣為傳唱。
田漢先生受邀為主題曲作詞,剛剛完成創作就被抓捕入獄。他在獄中把歌詞寫在香煙包裝紙背面,由探監的同志轉帶給電影公司。聶耳先生也正面臨著特務的抓捕,主動要求為愛國電影譜寫主題曲。他逃往日本后收到歌詞,并將寫好的曲譜寄回上海。
這兩位先生,一個困居監獄之中,一個逃亡異國他鄉,共同完成了未來中國的國歌。
只可惜,聶耳很快就死了,在日本游泳時意外溺水而亡,年僅23歲。
周赫煊前段時間還跟聶耳有過通信,聶耳說他準備走西伯利亞鐵路去蘇聯,周赫煊寫信勸他快點動身,就是想要避免這出悲劇。
但不知為何,聶耳遲遲都未登船離開日本。
關于聶耳的死因,后世有很多說法。比較主流的,是聶耳游泳時突發心臟病;陰謀論者,則認為聶耳死于日本人毒殺,因為當時《義勇軍進行曲》廣為傳唱,招來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嫉恨。
九月中旬,長江和黃河的大洪災已經進入尾聲,但依舊有不少地方還處于水患當中。
就在這個時候,周赫煊帶著妻子張樂怡、秘書于珮琛,啟程坐船前往倫敦。
他們所乘的輪船還在大洋上航行,以沙遜為代表的在華利益派英商,已經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宣傳。
萊姆豪斯,未來的倫敦唐人街所在地。
早在道光年間,就陸續有一些中國勞工和水手流落倫敦,在船廠區落戶安家。到了光緒年間,這里的華人越來越多,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唐人街。
后世的倫敦唐人街以餐館和超市聞名,而在30年代,這里是倫敦最有名的貧民窟和合法鴉片煙館聚集地。
即便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有時候也會光顧唐人街,因為在這里吸鴉片很安全、便捷和實惠。
就在去年(1934年),此地被倫敦市政府勒令拆除,畢竟實在有礙觀瞻,但依舊有大量華人賴著不走。僅僅一年時間,各種窩棚、木板房、鐵皮房又重建起來,甚至還建起一些兩層小樓。
無論何時何地,中國人的生存力總是那么頑強。
一家兩個月前才重新開張的餐館里,正有十多個中國留學生在開會,而負責會議聯絡、招待和后勤工作的,則是這家餐館的老板。
餐館老板叫做劉興祖,爺爺輩就已經在倫敦定居。他不屬于任何黨派,甚至沒讀過多少書,長得瘦小猥瑣,你很難相信這種人會組織贊助留學生開會。
這要從“九一八事變”說起,東北淪陷的消息傳到海外,震驚了無數華僑和留學生,他們自發的開展各種抗日救亡活動。
30年代的海外抗日救亡活動,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家各自展開行動,各人抱著自己的見解,有主張立即抗戰的,有主張積蓄力量的,有主張和平統一的,有主張武力統一的。各種小團體五花八門,一盤散沙,雖然熱情高漲,但是毫無組織性可言。
第二階段,復興社(藍衣社)成立,老蔣的勢力趁虛而入。復興社高舉國家大義的旗幟,一邊吸納留學生加入,一邊號召海外華僑捐款。但他們卻一直鼓吹“攘外必先安內”,活動經費用去無數,卻沒有任何成效可言。甚至有留學生提出反對意見,復興社居然以停止留學經費而威脅。
到了現在,海外抗日救亡運動即將進入第三階段。
那些對國黨復興社強烈不滿的華僑和留學生,開始自發聯合起來,由華僑提供活動經費,留學生組織抗日團體,共同開展真正的抗日救亡運動。
今天主持會議的留學生叫楊凱,他是周赫煊資助的第三批留英學生:“昨天,我們確立了團體名稱、組織框架、聯絡體系、活動綱領等等,今天具體討論實際的抗日救亡策略。請大家暢所欲言,季銘星同學負責會議記錄。”
立即有人舉手道:“我覺得,我們首要工作是宣傳,讓洋人和海外華人都清楚局勢的發展,清楚中國遭受的苦難。宣傳主要分三種方式:第一,社交宣傳。利用聯誼活動、學術活動等等,聯絡新聞記者和各國同情人士,并努力爭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第二,口頭宣傳。盡量結交更多的外國朋友,通過日常的交流,盡可能獲取他們的友誼和同情;第三,文字宣傳,比如出版英文刊物,印發英文小冊子和宣言等等。我說完了,希望各位同學采納支持。”
“啪啪啪!”
楊凱帶頭鼓掌,贊揚道:“許立勤同學的發言高屋建瓴,很有水平。特別是文字宣傳,這一點必須做好。大家繼續!”
又有人舉手說:“我們的人太少,影響力幾乎為零。我認為應該聯絡更多的抗日救亡團體,組建一個英國抗日救亡大聯盟,把聲勢搞大起來。同時,拒絕復興社的國黨走狗加入,他們只會帶壞組織風氣!”
“對,不能讓復興社的人進來,”有個留學生氣得破口大罵,“老子去年加入他們的抗日團體,把辛苦打工賺的錢都捐了做活動經費,自己只能一天吃兩頓。結果呢?我曹他麻個比,屁事都不干,除了開會扯淡,就是幫老蔣宣傳內戰!”
楊凱連忙說:“開會呢,別說臟話。對于復興社,我也不愿他們加入,這一點補充進章程里邊。大家繼續。”
眾人暢所欲言,紛紛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聯絡和引導更多華僑,比如跟國內取得穩定聯系,確立越洋捐款通道,組建抗日學術研究小組等等。
會議氣氛很熱烈,那種齊心協力愛國救亡的真摯感情,感染了在場每一個人,渾身上下的熱血似乎都已經沸騰起來。
“九一八事變”就跟甲午戰敗一樣,帶給國人太大的刺激,同時也催生了無數偉人和默默無聞的愛國者。
咱們就拿科學巨匠錢偉長先生舉例,他最開始是學歷史的,因為受到“九一八”刺激才轉攻物理。
當聽到“九一八事變”爆發的消息,錢偉長認為學歷史沒用,應該學造飛機大炮,中國才能不受人欺負。他急匆匆跑去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的辦公室,結果發現已經排起了長龍,有五分之一清華學生都跑來報物理系了,而當時物理系招生只有10個名額。
排了很久的隊,錢偉長終于見到物理系主任吳有訓,他激動地說:“目前我們祖國迫切需要的是科學技術,是飛機大炮!所以我要學物理,我的數理化成績雖然不好,但我有決心趕上去,這一點請先生放心!”
吳有訓主任被他的真誠感動了,非常欣慰,然后看了一下錢偉長的成績,非常果斷地拒絕了他。
錢偉長的物理,居然足足考了…5分!
最終錢偉長還是讀了物理系,因為吳有訓被他纏得實在沒辦法了,只能答應讓他先試著學一年,于是未來的物理大師就誕生了。
這個年代的愛國精神,那是21世紀的人們無法想象的。
餐館里的會議,差不多開到傍晚才結束。老板劉興祖舉著一張剛剛出爐的晚報沖進來,高興地大喊道:“各位同學,有好消息!周赫煊周先生,同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諾貝爾醫學獎的候選人,報紙說他是‘來自遠東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