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啦啦啦…”
費雯麗哼著不知名的小曲兒,手里捧著幾本雜志,腳步情況地跑回學校宿舍。
“什么事情那么高興?”丹妮笑問。
在聽說費雯麗成為周赫煊的女友,并且還參加了王室舞會后,閨蜜丹妮就跟她和好了,經常打聽一些關于貴族的事情。特別是艾伯特王子居然口吃,把丹妮驚得連連怪叫,哀求費雯麗下次參加貴族舞會一定要叫上自己。
費雯麗把手里的雜志排列整齊,放在普遍上,甜蜜地笑道:“都是關于煊的文章。”
丹妮心頭酸溜溜的,卻露出一張燦爛的笑臉,隨便翻開一本雜志便讀起來,只見文章寫道:
“來自遠東的文學家周赫煊先生,近日對莎士比亞戲劇做了新的解讀。周先生認為,隱喻對戲劇情感的體現,依賴于隱喻的概念化,隱喻是我們對抽象范疇進行概念化的認知工具,是理解人類認知能力的重要方法,它讓認知主體在對命題或概念結構的判斷、推理的過程中,獲得意義并體驗戲劇情感…
數百年來,莎士比亞戲劇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各種版本很難保留原汁原味。周先生認為,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就是翻譯代表著文藝復興整個歐洲的文明成果的一部百科全書,是再現那個時代的歷史、社會、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大背景,也再現了當時的人們沖破中世紀束縛、超越抽象的存在,以及對現實人類生活、興趣、價值、才能、尊嚴和成就的推崇。
莎士比亞戲劇通過隱喻所反映的一些意象圖式,來表達當時人們對于時代的體驗和經驗,比如《哈姆雷特》代表悲劇主題的疾病意向圖式,以及代表仇恨主題的狩獵意向圖式。
莎士比亞戲劇的認知過程,實際上就是對莎士比亞戲劇的隱喻概念重構的心理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對莎士比亞戲劇不同的主題意象呈現,需要從以下幾個步驟來分析劇本意義和情感的再現…周赫煊先生對于莎士比亞戲劇的隱喻的重新解讀,無疑是最近來戲劇研究的重大突破,他給戲劇研究界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丹妮迷迷糊糊的把這篇文章讀完,滿頭霧水道:“我好像還是沒有讀懂。”
費雯麗笑道:“我也沒有怎么讀懂,但只要知道煊很厲害就是了。”
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隱喻,是一直存在的,也經常有人對此展開研究。但近百年來,“莎學界”因為對悲劇的模仿功能存在與否有爭論,導致對莎士比亞意象和英語的不同見解。
意象—語義學派認為,意象是帶有詩歌特質的悲劇的生命觀法則。克勒曼強調意象形式與內容對劇情發展的關系,幽爾曼把意象看作直觀語言的本質,主張通過媒介來表達思想。
至于牛津學派,一貫認為隱喻沒啥屁用,更覺得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隱喻都是啰嗦的多余句式。
周赫煊現在提出認知語言學概念,并從認知角度來理解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隱喻,瞬間就引起整個英國戲劇界的轟動。
很多人支持周赫煊的這種研究思路,也有很多人站出來反對,認為周赫煊的那一套屬于歪理邪說。
牛津學派的加塞特就寫文章反駁說:“隱喻是毫無用處的修辭格,它淹沒并消解主題,除了騙稿費實在沒有別的作用。在戲劇創作的時候,應該用直白的語言,直接的表達思想和主旨。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隱喻,沒有周赫煊先生分析的那么復雜,它僅僅是一種普通的創作手段,我們不應該對此進行過度解讀。”
短短幾天時間,英國的文化界、戲劇界就吵起來,一派支持周赫煊的觀點,并就此進行深入研究,另一派嘲笑周赫煊的解讀純屬多余,屬于戲劇創作理念的倒退式研究。
與此同時,英國的語言學界,也開始關注周赫煊提出的認知語言學。甚至有語言學家給出版社寫信,向周赫煊請教認知語言學的詳細內容。
周赫煊非常大方地回信,把認知語言學從頭講述。
比如隱喻理論,在認知語言學中就分為三種,即本體隱喻、結構隱喻和取向隱喻——隱喻并非只存在于文學作品當中,我們平時說話也經常用到,比如罵人說“你這頭豬”。這就是隱喻,人非豬,但可以跟豬一樣笨。
在回信以后,周赫煊干脆寫了一篇關于認知語言學的論文,發表在英國的學術期刊上。
如今西方正在興起一種“結構語言學”,常常以城市來命名,比如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像布拉格學派,就是專門研究“功能語言學”這一分支,美國那邊還有美國結構主義學派。
周赫煊提出的“認知語言學”,既不同于當下主流的傳統語言學,又不同于新興的“結構語言學”,立即引起英國諸多語言學家的興趣,竟然在30年代中期形成一個“倫敦學派”,接著傳播到美國和法國形成“巴黎學派”、“紐約學派”。
周赫煊關于莎士比亞戲劇的全新解釋,在英國一直沒有定論,擁護者眾多,反對者也不少。反而是他提出的“認知語言學”,飛快地在英國傳播開來,并開花結果醞釀出多個分支。
至40年代初,“認知語言學”和“結構語言學”,已經成為世界兩大新興語言學流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周赫煊的“認知語言學”,甚至被歐洲一些學者做為反法西斯的武器使用。因為這種語言學的理論,充分注意到不同民族的認知特點,以及對語言表達的影響,各國學者的研究結果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
周赫煊也被公認為“認知語言學”的創始人,在語言學界的地位舉足輕重。事實上,周赫煊只寫過一篇論文而已,大致闡述了“認知語言學”的基礎理論,剩下的內容都要靠后來的研究者去補充。
但不管如何,后世在提起周赫煊的時候,“語言學家”這個頭銜是摘不掉的。也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甚至一些周赫煊的研究者,信誓旦旦地聲稱周先生會說20多種語言和方言。
還有好事者編撰著花邊故事,比如周先生初到某國時語言不通,跟一位當地的姑娘相愛同居并學會了那里的語言。這種扯淡的愛情傳說,居然還被拍成了電影,結果被周赫煊的后人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