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跟周赫煊之間的關系,變得有點微妙。(比奇屋biqiwu的拼音)從錦州戰場回來以后,張學良就沒有再見過周赫煊,兩人甚至互不通信,就像彼此根本不認識一般。
“張學良此人,誤國甚矣!”
這是胡適來天津拜訪周赫煊,見面說的第一句話。
“九一八事變”對胡適刺激很大,此后他幾乎每年都要寫關于東北的文章,并第一個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于九一八”的觀點。
“九一八”的第二天下午,胡適就寫了一首詩:“南天民主國,回首一傷神。黑虎今安在?黃龍亦已陳。幾支無用筆,半打有心人,畢竟天難補,滔滔四十春!”
這首詩寫的是劉永福、唐景崧等人,當年在《馬關條約》簽訂后率眾拒日保臺的事跡。他把當日的臺灣,比作今日的東北,懷念劉永福這樣的抗日志士,又恨自己書生無用,不能提刀驅趕日寇。
胡適如今在北大擔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他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婦是鄰居。1號住著陳垣、傅斯年,3號住著梁思成、林徽因,胡適則住在4號。
“可恨啊,可恨,”胡適痛心地說,“日人欲侵略我東北土地,其狼子野心早就暴露無遺。可上至南京政府,下至奉系軍閥,都忙于內斗爭地盤,竟把廣袤的黑土地讓于日人!”
正如胡適所言,不僅是周赫煊這個穿越者,當時好多國人都看到了日本對東北的威脅,卻只能眼睜睜的目睹局勢惡化。
胡適有個朋友叫丁文江,是北大的地質學教授。
丁文江早在1927年,就給胡適寫信,說他最近在研究日本問題,深切地感覺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于日本。就在九一八爆發前夕,胡適和丁文江還同游半個月,多次提到日本的侵華野心。
周赫煊無奈地說:“就像甲午海戰一樣,國人的心要被徹底刺痛,才能奮發圖強。”
胡適苦笑道:“我們以前喊學術救國、科學救國、文藝復興,現在國難當頭,學術和科學都不頂屁用。在君兄(丁文江)前兩日自嘲,說知識分子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言語雖粗鄙,但說的卻是實話。”
“飯桶也是有些用處的。”周赫煊安慰道。
胡適說:“我這個飯桶,最近也在苦思自己的作用。最后發現很無奈,頂多站出來喊幾聲口號,真的百無一用是書生啊!”
周赫煊說:“口號也需要有人喊。聲音大了,才能震耳發聵,國家和人民才能團結起來。”
“我也是這個想法,”胡適說明來意,“我們不僅要喊口號,還要喊得有策略性,喊得有學術性。我跟幾個朋友,準備創辦一本《獨立評論》雜志,專門討論國家和世界局勢,以開國人耳目眼界。明誠你是這方面的專家,還請加入進來!”
其中蔣廷黻還因為在《獨立評論》寫文章,被常凱申三次召見,最后受邀擔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抗戰勝利后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周赫煊當即答應道:“這種事我當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論文章,定然按時保質地送到。”
“如此,謝過了,”胡適高興地說,“有明誠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夠取得良好效果。”
胡適此人雖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關于“九一八事變”的處理,他的觀點非常理性且正確。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南京國民政府只想著依靠美國和國聯解決,卻遲遲不肯跟日本交涉。
當時日本內閣還沒有偏向軍方,主動提出五項談判原則,大致上想要把東北恢復到“九一八”以前的狀態。按照日本內閣的要求,雖然中國會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適多次寫信給宋子文,主張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國民政府就像一頭鴕鳥,把腦袋扎進沙子里,既不敢對日宣戰,也不敢跟日本談判,白白浪費了大好的外交時機。
事實上,只要當時中國和日本達成外交協議,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穩腳跟。即便日本內閣反悔,中國這邊說起話來也更硬氣,會導致日本的國際外交狀況更加險惡。
這是個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當時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國際太平洋學會預定在上海舉行,胡適被推選為會議主席。由于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胡適決定延期舉行會議,后來經過仔細考慮,又決定不延期。胡適認為,“因為本次太平洋會議是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提出中國事件供討論”,他想利用會議譴責日本的無恥行徑。
可惜一群國際知識分子開會,根本翻不了天,頂多也就激起外國學者對中國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會議邀請了的,不過會議期間,他跟隨張學良去了錦州。
對于張學良,胡適在文章里是如此評價的:“東北的淪陷,雖然不是那一個人應負全責,然而張學良先生以軍政兩方的全權領袖資格,負的責任最重最大,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以身敗名裂的人,妄想支撐一個不可終日的危局,將來再要尋一個可以從容下臺的機會,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適,攤開紙筆開始抽煙思考,良久動筆寫下標題日本政治的二元屬性以及關東軍的東北擴張計劃。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菊與刀》一書雖然全面闡述日本,但許多細節不可能寫清楚。
既然胡適創辦了《獨立評論》,周赫煊正好借助這個平臺,深入剖析日本各國的情況。每篇文章寫一個方面,幾年下來,至少能給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爺們提供點抗戰參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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