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的這次演講,信息量非常大,大得讓有些人沒有立刻反應過來。
不說民國年間,就連到了21世紀初的前十年,普遍中國人都還覺得自己的國家難以追趕西方。這是自晚清以來,歷次對外戰爭失敗產生的自卑,是國家長期積貧積弱帶來的不自信。
民國時期尤甚,無數仁人志士為中國崛起而努力,但卻伴隨著茫然與惶恐,因為大家看不清前方道路上的重重迷霧。
或許只有周赫煊這個穿越者,敢一次次的高呼中國必將繁榮復興。甚至在這次的演講中,他把中國復興的關鍵都預言出來,那就是戰勝日本,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不僅僅是胡亂猜測,周赫煊在《菊與刀》中,已經詳細分析預測了“二戰”的起因與必然,看過那本書的人都能很好理解。只是有人選擇相信,有人表示懷疑,更有人嗤之以鼻。
但不管如何,演講是可以讓人熱血沸騰的,好多學生因為周赫煊的預言而歡欣鼓舞,那句“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為中華之崛起而奮斗”更是把部分學生感動得熱烈盈眶。
哭了,是真的哭了。
未來的人可能無法理解這種情緒,僅僅畫出一個虛無的大餅,就能把熱血青年感動得流淚,甚至有人可以為了這個目標去犧牲性命。
在歡欣之余,也有些冷靜的學生,仔細思考周赫煊預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否有可能出現。十年之內,日本必然入侵中國,這個說法更是讓人感到憂心忡忡。
以中國現在的混亂局面,真的能夠打贏日本嗎?
恐怕很簡單,希望也十分渺茫。
一些有朋友在日本留學的學生,紛紛寫信詢問,想要知道日本現在的情況。當他們得到答案時,不可避免的變得更加擔憂,因為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太可怕了。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中國像甲午年間那樣戰敗,豈不要跟朝鮮人一樣成為亡國奴?
傅東華就是感到憂心的人之一,他恍恍惚惚地站在操場中,腦子里盡是中國和日本未來的大戰,以至于連這次來南京的目的都忘了。
好半天,傅東華才回過神來,然后朝周赫煊飛奔而去。
周赫煊被學生圍著回答了諸多問題,終于在段錫朋的幫助下脫身。他還沒回到教師宿舍,傅東華便追上來喊:“周先生,請等一下!”
周赫煊回頭,見傅東華不似學生模樣,微笑問道:“你好,請問有什么事嗎?”
傅東華遞上來一張名片,自我介紹道:“鄙人傅東華,上海中國公學中文系講師,兼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員。”
“原來是傅先生,幸會!”周赫煊熱情地握手道。
傅東華學歷并不高,只是中學畢業而已。但他卻能自學成才,如今不僅當了上海大學、中國公學的講師,兩年后還會成為復旦大學的教授。
此人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他翻譯了《唐吉坷德》、《失樂園》、《伊利亞特》、《飄》等諸多名著。
傅東華的翻譯跟魯迅的翻譯截然相反,魯迅屬于“死譯”,傅東華的“活譯”卻活到沒邊。他為了作品的結構和流暢度,在翻譯時隨意刪減大段原著描寫,提高文學藝術性的同時,又使得譯本極度“失真”。
傅東華翻譯作品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外國人名進行漢化,每個人物都擁有中文姓氏。比如《飄》的男女主角,他把Rhett_Butler翻譯成白瑞德,把Scarlet_O’hara翻譯成郝思嘉,中國讀者閱讀起來有趣又好記。
周赫煊把傅東華請進宿舍,為他倒來一杯水問:“傅先生特意從上海過來找我的?”
“是的,”傅東華道明來意,“前段時間,我拜讀了周先生的著作《泰坦尼克號》,深感佩服。我希望能把這本小說引進到中國出版,商務印書館也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派我來找周先生談談。周先生,你的這本書,不會已經有中文稿件了吧?”
“沒有,我直接用英文寫的。”周赫煊道。
“那就好,”傅東華舒了一口氣,問道,“我能夠有幸翻譯這本小說嗎?”
似乎怕被周赫煊看輕,傅東華從皮包里拿出幾本書,其中有荷馬史詩《奧賽德》、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辛克萊的《人生鑒》等等。傅東華說:“這些都是我的翻譯作品,周先生請過目。”
周赫煊隨便翻了幾篇,笑道:“傅先生的《奧賽德》我看過,翻譯得很好,我也相信你能把《泰坦尼克號》翻譯好。”
“這么說,周先生是答應了?”傅東華喜道。
“當然,”周赫煊點頭說,“我只提一個要求,不要隨便刪我的原著內容,即便是那些看似無用的景物描寫和說明性文字。”
“我會注意的。”傅東華有些尷尬,同時也有些意外,沒想到周赫煊居然也知道他的翻譯風格。
至于周赫煊,他對傅東華的翻譯版本頗為期待,很想知道《泰坦尼克號》的男女主人公杰克和蘿絲,會被傅東華翻譯成什么名字。
按照傅東華的一貫作風,將小說里的西方姓氏音譯過來,恐怕男主角會叫鄧杰克,而女主角則叫貝露絲。還有各種配角,比如大反派男二號叫霍卡爾,女暴發戶叫貝茉莉…
絕對,絕對,非常有可能!
鄧杰克站在船頭,抱著貝露絲的腰,鄧、貝二人一起吹海風。
偶買噶!
周赫煊想想就覺得那畫面太美,完全不敢看啊。
然而,讓周赫煊最意想不到的居然是書名——
三個月后,傅東華把翻譯稿寄給周赫煊,《泰坦尼克號》赫然變成了《愛情方舟》。
什么鬼?
不愧是能把《Gone_with_the_Wind》翻譯成《飄》的男人,這尼瑪也太隨性了點吧。
傅東華這種翻譯風格叫做“歸化翻譯”,可以規避異國普通讀者的閱讀障礙。直到20世紀70年代,德國才興起一種“功能派翻譯理論”,與傅東華的“歸化翻譯”情況類似,只是更具理論性和系統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