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三十九章 強國憂思
看到柜‘門’就此打開，敬親王忍不住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不知此柜內是否另有傷人機關，列位老大人小心，暫時不要上前。”林逸青說著，用力拉動柜‘門’向一旁退去，看到柜‘門’大張，幾位坐在正對著柜‘門’位置的重臣全都起身避讓開來。
事實證明林逸青的擔心是多余的，柜‘門’全部打開之內，并無別樣機關發動，對此林逸青還是不大放心，趙爾震按照林逸青的吩咐，叫來幾位手持盾牌的健卒，用撓鉤將柜內的東西一一勾出，也沒有再見到什么機關。
直到這時，純親王才松了一口氣。他用贊許的目光看著林逸青，微微點了點頭。
“果然是借款的單據存照！和查自銀行的一模一樣，分毫不差！”敬親王看到工部主事呈上來的一張張單據，“如今鐵證如山，他胡雨霖無可抵賴了！”
“他胡雨霖家財竟有如此之多，按此帳冊所記大致估算，怕是得有兩千萬還不止啊！“
聽到戶部尚書閻丹楚說的數字，室內的大臣們全體再次屏住了呼吸，一個個全都瞪大了眼睛。
2000萬兩白銀！
只怕此案一結，民間便有“左胡跌倒，朝廷吃飽”的諺語了！
看到這一幕的林逸青在心里暗暗好笑之余，也知道，胡雨霖的凌遲之苦，是免不了的了。
想到胡雨霖，林逸青禁不住握緊了拳頭。
此時此刻，銅柜打開的消息已悄無聲息的不脛而走，得到消息的署理刑部尚書翁叔平興沖沖的趕往工部。此前他在家裝病不去部里商議。便是為了躲災。
翁叔平坐轎走到半路。才想起來問開柜的詳請。當他得知柜子是林逸青打開的之后，極為掃興地哼了一聲，旋即下令轎子調頭、原路回返。
入夜，萬籟俱寂，北京城的人們大都進入了夢鄉，但在一處小巷中的小屋內，燈卻依然亮著。
一頂小轎從夜‘色’中走來，停在了屋前。一個人下了轎，四下里看了看，快步走進了屋內。
“柜子打開了？里面可否有單據？”席正甫看著一身便裝匆匆趕來的沈吉甫，壓抑住內心的‘激’動，問道。
“有，正好能和我們從銀行查到的底子一一對上。”沈吉甫點了點頭，眼中閃過興奮之‘色’，“我把東西都‘交’到敬王爺手上了。”
“那個林逸青，果然厲害，我們沒有看錯人。”席正甫的眼中閃過一絲異樣的亮‘色’。“敬王爺的表現如何？”
“敬王爺沒有說什么，但我能看出來。他已經下了決心，要除掉左胡一派勢力了。”沈吉甫道。
“上一次朝廷借楊乃武葛畢氏案，對浙省大動干戈，便有清除左氏一派勢力之意，我原本覺得朝廷顧及顏面，未必肯將左氏徹底整倒，但胡雨霖這事兒一出來，朝廷是斷斷容不得左氏了。左氏倒臺，只是時間問題了。”席正甫點頭道。
“左氏好清名，貪墨之款都‘花’在了無用之處，我們收不了什么，胡氏產業里的油水可就大得多。”想到這一次能夠得到的好處，沈吉甫的眼睛閃著異光。
“這是自然。胡雨霖犯了這樣的事兒，‘性’命不保，以后他們徽商就得矮咱們一頭了。”席正甫表現得倒是非常平靜，“胡氏的產業，爛攤子不少，朝廷就是讓咱們賤價收取，咱們也得小心在意。”
“這是自然。”沈吉甫點頭道。
“對了，胡雨霖暗害林義哲的事兒，你和林逸青說過了沒有？”席正甫問道。
“沒有。”沈吉甫搖頭道，“我在想此事缺乏證據，說了他未必肯信，反而有可能以為我們在巴結他，而消息一旦外傳，有可能再起‘波’瀾，牽扯過多，所以我琢磨著還是算了。再說，胡雨霖這一次死定了，林義哲的仇也等于報了，也沒必要讓他知道這事兒添堵了。”
“也是，這樣的話，就不要和他說什么了。”席正甫略一思忖，說道。
“他在京還有幾日，您可以瞅空去拜訪他一下，這個人的確非同尋常，我今日第一次見他，便有這種感覺。”沈吉甫建議道。
“暫時不必。”席正甫聞言微微一笑，“我和他自有相見之時。”
“那何時才是合適的見面時機？”沈吉甫問道。
“這天下，就要變一副面目了，他必定會是重要的人物，見面的機會有的是，就看如何把握了…”席正甫抬頭看了看窗外的一輪皎月，低聲說道。
在同樣的月光下，今夜的林逸青，也是久久無法入睡。
白天的那一幕，還時不時的浮現在眼前。
雖然他成功的打開了銅柜，里面存放著的胡雨霖串通左季皋貪墨的證據樣樣俱全，但敬親王和純親王在一一過目之后，卻陷入了沉默當中。
林逸青明白他們的為難之處。
左季皋畢竟是大乾王朝的“中興名臣”之一，樹大根深，若要連根拔起，不知道要牽扯到多少人，處理不慎的話，必定會引發軒然大‘波’！
林逸青第一次感覺到，乾國的事，其實比日本要難辦許多。
自己在薩摩做過的一切，并不能在乾國簡單的復制！
事實上，在自己和林義哲之前，就有西方人做過改革乾國的努力和嘗試！
據林逸青通過這個時代的西方報紙的了解，那一次，是西方在華人士第一次系統地提出改革乾國內政外‘交’的建議，當中最為有名和影響最大的，便是擔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彤郅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的《新議論略》。
這兩份文件于彤郅五年（9066年）二月遞‘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后，奉上諭‘交’各地督撫詳慎籌劃，當時‘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在看到這兩份文件之后。當時的湖廣總督官文斥之為“包藏禍心”。江西巡撫劉昆義則認為“斷不可從其所請”。兩廣總督瑞麟和廣東巡撫蔣益澧則說：“自強之道，不待外求”，“毋庸變其法”。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季皋也認為只學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來福槍還比不上廣東的鳥槍，包括電報在內的“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觀而不適用”。他們這些人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不是以頑固著稱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遑論他人？
身為穿越者。林逸青知道，這兩個英國人提出來的建議其實是非常中肯的，但乾國國內的很多人仍然認為，威妥瑪等人的建議“負面價值”是主要的，他們不過是“要求政fu遵守不平等之條約，舉辦有利于列強擴大侵略之事業。”
事實上，赫德和威妥瑪所言，無一不切中當時乾國的要害！
這兩份建議書中，所表達的中心意思有三點：
第一，由于虛文粉飾和成風。乾國已陷入非常危險之境地。
首先，是當時乾國的官場異常。赫德在《局外旁觀論》中說：外省臣工“盡職者少。營‘私’者多”。京官則“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轄甚多，分內職分，反無講求之暇；部員任吏胥‘操’權，以費之有無定準駁，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駁飭。”財政困難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輸于國者少。”
其次，是乾隊的落后和無能。赫德指出，乾隊“平時拉弓舉石，只講架式，股肱怠惰，止得養鳥消遣。”
再次，乾國的教育制度早已過時，士人所學非所用，“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輒不能答。”
極度的帶來的惡果極多。“種種非是，以致萬國之內，最馴順之百姓，竟致處處不服變‘亂’。”
威妥瑪在《新議論略》則說，乾國如不急圖改變，將潛伏著亡國和被瓜分的危險：“蓋中華果致終衰亡時，…一國干預，諸國從之，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能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分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第二，乾國處理對外事務不當。
乾國在30年來的處理對外關系中，以天朝禮義之邦自居，不能與外國及外國人平等相處，導致許多糾紛，數次釋。赫德在《局外旁觀論》中說：乾國“居官者初視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
第三，乾國必須改革。
而乾國想要改革，必須以競爭前進的進化論代替乾國傳統的循環復古的怪論。威妥瑪對此有著極為‘精’辟的論述，他在《新議論略》這樣寫道：“中土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轉環，考其興衰始終，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堯舜之時為最。…蓋查進化之約，英法俄美各國，以其五百年前與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況較前甚強；以目今與五百年前相比，則目今較五百年前愈強。又念自古以來，四海之內，無論何國，不‘欲’較比鄰邦盡心勇進齊驅，未聞不為鄰邦所并。”同時，他指出乾國人應該看到，改革與否關系乾國的生死存亡：“止有國政轉移，無難為萬國之首。若不轉移，數年之內，必為萬國之役。”而且他認為，應該由乾國主動改革，否則就有礙于乾國的主權：“設或代為之時，用外國之人，使乾國之財，將乾國置之不問，猶得謂之自主乎！”
第四，乾國維護國家獨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學習西方，借法自強，并與外國和睦相處。用他們的話說是：“乾國自主之要，一在借法興利除弊，以期內地復平。若論其二，立宜設法更求外國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國大臣往外駐扎，亦宜設法使其免疑見輕。”和睦相處之道，除盡早派出使節外，關鍵是應“照約辦理”，即遵守條約。此外，對如何學習西方及各種應興應革事宜，赫德和威妥瑪也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
威妥瑪在《新議論略》中說的大部分是切中時弊的箴言。當時的乾隊和政fu機構已經不堪；乾國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要走出困境，維護國家獨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學習西方。變法改革！
但是。這兩份可以說對乾國有著救命作用的建議，卻無一例外的遭受了乾國士林的堅決抵制！他們之所以如此，除了“夷夏之防”的傳統觀念之外，還有對這些提出建議的人的用心的質疑，以及對乾國屢屢遭受屈辱的看法同外國人的不同。
一是中外“釋”的原因。在赫德威妥瑪等洋人看來，主要是由于乾國妄自尊大，不愿打開大‘門’并與外國人平等相處，導致乾國遭受西方的入侵。而乾國的士大夫們則強調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實。這兩個原因是并存互補，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乾朝統治集團中世紀式的愚昧在對外關系上的表現，是導致西方入侵的重要原因。威妥瑪等人對中外關系的分析存在片面的看法，可是，如果不求全責備，他的“新議論略”在當時仍不失為有益的忠告。
而對于“照約辦理”，乾國的士大夫們堅持認為，與西方列強和睦相處是錯誤的，只會助長西方列強的氣焰。但事實上，只要了解當時的乾國正處于劣勢。面臨的任務是爭取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實現由貧弱愚昧到富強與文明的轉化。就不難理解在對外關系中實行遵守條約，以和為主的方針首先是對乾國有利的。
乾國的士大夫們還懷疑威妥瑪等人的動機。他們認為，威妥瑪和赫德都是英國人，威妥瑪還是英國的外‘交’官，他們策劃的建議，能不首先為自己國家的利益著想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宗法制度下的狹隘心理，讓乾國士大夫們對他們的建議持懷疑和警惕的態度便是合乎情理的了。
乾國士大夫們不知道或者不愿意了解的是，其實西方國家與乾國社會進步其實有不少利益重合點。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要擴展世界市場，東方各國如果在政治、軍事等方面過于腐朽，社會動‘蕩’不安，雙方的貿易就會落空。而在經濟上，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必要的適應世界市場發展的基礎設施如‘交’通、通訊和原料、能源生產等設施，雙方的貿易也不能持續地發展。
作為一個有經濟學常識的現代人，林逸青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沖突的生產項目，通常商品經濟越發達，國家間相互的貿易量越大！
威妥瑪當時便不諱言，他在《新議論略》里提的這些建議同樣有利于西方，“一則中取前項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則內地從此容易治平，外國民人來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國亦可無慮；其最為欣悅者在此。”但總的說來，“外國雖受其益，乾國受益尤多。”這些話是符合實際的。例如，消除他們指摘的現象，乾國不是受益尤多嗎？又如，他們建議的建議鐵道、電報、五金、煤炭各廠，制造輪車電機、工織器具、改革金融和郵政等等，又有哪一樣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乾國呢？乾國士林把威妥瑪的建議看作“有利于列強擴大侵略之事業”，無疑失之偏頗（硝此等看法，在后世仍是“主流”）！
由于當時的乾國還沒有建立起現代意義的大眾傳播煤介，赫德、威妥瑪的建議由清廷下發朝臣和地方大臣討論，對這些大臣可以說是一次有力的震動，而這些建議和奏議的傳抄，也令乾國的憂國之士更為關注洋務。就在今年，《萬國公報》又重新發表了這兩篇建議，使其影響進一步擴大。因此，可以說《局外旁觀論》、《新議論略》對洋務思‘潮’的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而就一些具體內容看，后來的洋務運動的實際活動，一直沒有超出他們建議涉及的范圍，有些反對者后來成了積極的推行者。甚至洋務運動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爭辯主要也是圍繞建議涉及的具體項目——要不要舉辦鐵路、輪船等等進行的。有識之士提出的更高層次的問題——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問題，在洋務運動期間一直沒有成為‘激’烈爭辯的論題。后者或是被目為異端邪說，“以言賈禍”被頑固派利用權勢予以壓制；或是被當作海外奇談而不予理睬。赫德他們的建議顯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沒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見。如只建議辦一些專‘門’學館，卻不敢觸及科舉制度，以及逐步建立現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場的，卻沒提議建立現代國家機關。這是由于見識所限，以及策略方面的考慮。他們是西方現代文明培育出來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會變革過程的思想家。盡管如此，也不可否定他們的意見是適時的忠告，相對地說較易為這個時代的人們所理解，而且更有助于洋務思‘潮’的形成。,
ps：高中那會有時夢見上學遲到，醒來發現已經坐在教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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