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七章 會見十三勛,明末失政
在朱永興看來，有那個時間和精力，為何不以攻代守，徹底掃蕩長江以南、岳州上游的清軍，以盡握長江天險？當時歸降吳三桂的長沙水師在實力上不算強，但卻足以壓倒剛剛在荊州籌建大本營的清軍。何至于在岳州等清軍云集，被動防御清軍奪取岳州的屢次進攻？
“荊州最怕決堤，如決江水則荊州清軍盡為魚鱉，但是”朱永興證實了自己的判斷，放下望遠鏡嘆息道：“我們是王師啊！”
荊州為防江水灌城，在東、南、西三面皆筑有長堤。因此，它是最怕決堤放水的。而清軍以此為大本營，實在是和當年的康小三一樣蠢，看著地圖瞎指揮，只不過吳三桂更笨，以致讓康小三僥幸獲勝。
歷史上的吳三桂尚且顧慮到該城十數萬生靈，不忍心決堤，水淹清軍，殃及百姓，而拒絕了屬下“決荊州大堤，必破荊州”的建議，朱永興自然也不敢因此而背上千古罵名。
巡查荊州，朱永興自然是乘坐長江水師總指揮陳上川的旗艦，船大且炮多，是長江水師中最威猛、安全的戰艦。此時在艦上的還有荊國公王光興、臨國公李來亨、宜都侯塔天寶等人。
聽到朱永興自言自語地說到水淹荊州，眾人都不敢接話，等朱永興說到王師，不可決堤的話，興平侯黨守素剛張了張嘴，馬騰云便伸肘碰了他一下。對他輕輕搖頭。
說到水攻，評書上津津樂道的是關羽水淹七軍，而李自成水淹開封則是一場人間悲劇。作為大順軍余部，他們豈能不Zhīdào此事。對于朱永興話中的含意，他們揣摸不透，哪敢隨便答腔。
朱永興觀察了片刻。又詢問了艦上炮手，在江上是否能炮轟荊州，得到答復后才下令艦船返航。
棄船登岸，朱永興才正式宴請夔東的諸位將領。作為朝廷所賜封的夔東的首領，鄭王劉體純正和郝搖旗在竹溪、竹山一帶阻擊甘陜清軍，現在前來會合攻打荊州的便以臨國公李來亨為首。
“沒想到形勢變化如此之快，孤原來以為要見到諸位，還需要不短的時日呢！”朱永興換上了便裝，笑得也很隨和。“來，這第一杯是感謝諸位矢志抗清，牽制了大量清軍，為中興大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謝殿下夸獎，末將等實不敢當。”李來亨趕忙代表眾人舉杯謙讓。
“沒什么不敢當的，功勞擺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見嘛！”朱永興輕輕抿了一小口，然后放下酒杯。說道：“當年清軍大舉進攻西南時，諸位為朝廷解危。進攻重慶以牽制清軍。孤從這件事上便看出諸位是顧全大局，是忠于朝廷，堅決抗清的。”
李來亨等人聽到朱永興提起此事，臉上神情專注，心中卻實是歡喜。
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這支重要的抗清武裝在南明朝廷內幾乎一直遭到歧視和排擠，早在隆武時期何騰蛟、章曠等人控制著湖南全境時。就在駐地糧餉上對其多方進行刁難，后來在永歷朝廷內又受到瞿式耜、陳邦傅、李元等人的傾軋。孫可望掌權時，也從來沒有對其提供后勤支援。
與此相比，朱永興算是很慷慨，很公平的了。如今又以贊賞口吻說到舊事。顯然更顯得親切熱情。
“驅除韃虜，恢復華夏，這是孤早已提出的目標，便是所謂的中興大業。”朱永興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能有今日形勢，皆賴眾軍精誠團結，號令統一，能夠協同配合作戰。如果內部紛爭，各自私心為重，又豈有如今之局面？”
“殿下所言極是。”李來亨見朱永興的目光掃過來，拱手答道：“力分則勢弱，一盤散沙自然是無法與韃虜抗衡的。”
朱永興含笑點頭，伸手挨個指點評價，“荊國公王光興，當日鄖陽一舉，至今淚滴九原。既是與滿清不共戴天，且識大義，將地方治權交與朝廷，將自家軍隊編入明軍。”
“末將也是有私心，后見殿下真誠，方醒悟過來，還請殿下勿罪。”王光興心中暗喜，卻是態度恭謹。
“歧侯賀珍，于漢中反清，攻鳳翔，后又聯合各抗清隊伍進攻西安，一時聲勢大盛。聽說反清之因乃是滿清陜西總督孟喬芳陰行解散之故，不知確不確實？”朱永興笑著望向賀珍，“那現在呢，孤提出，組建討朔軍，你又是怎么想的？”
這樣問，便是直言不諱了。賀珍原是明將，后投大順軍，之后又投清廷，可謂是三易其主，且現在的軍制改革又與當時被逼反的情形差不多，朱永興問出這話，賀珍不由得心中一凜。
“回殿下，末將豎旗反清一是孟喬芳猜忌，二來更是心向大明，恨滿清之暴虐。”賀珍小心翼翼地說道：“至于軍制改革，乃是朝廷統一事權之舉。自古軍政分離，也是常理。”
“有些言不由衷啊！”朱永興笑著擺了擺手，制止了賀珍的辯解，又伸手指著黨守素，說道：“興平侯黨守素，當年孔、尚、耿三逆兵進攻廣東和湘桂時，汝曾隨故列侯高必正率精銳兵馬到行在朝見圣上，提出兩項重要建議，其中一條是改變勛鎮割據的局面，財政收入和官員任命都應該由朝廷統一安排，以便集中有限的財力、兵力救亡圖存。孤沒記錯吧？”
“回殿下，確有此事。”黨守素遲疑了一下，說道：“故列侯與末將見掌握兵權的大臣們一味擁兵據地自重，以鄰為壑，沒有全局打算。而當時形勢危急，故有此建議。”
“時過境遷，汝現在如何想？”朱永興輕輕一彈酒杯，發出一聲輕微的脆響。說道：“當時的忠貞營屢受刁難，缺糧少餉，處境困難。現在呢，夔東雖窮困荒僻，卻比當時情形強上甚多。”
“末將，末將仍持此議。未有改變。”黨守素聽出了朱永興的話外之音，猶豫了一下，拱手作答。
朱永興淡淡一笑，伸手逐一指點，將塔天寶、馬翔云等人的經歷和功績說得清楚，自然是有刪有增，盡量不觸及他們的過錯。
“臨國公李來亨”朱永興最后把目光集中在李來亨身上，連連點頭，贊賞之情溢于言表。
李來亨的一生主要光陰都是在與滿清作斗爭中度過。茅麓山更成為大陸反清武裝的最后一次之戰。后雖兵敗身死，但誓不低頭，殺身成仁的民族氣節，足以映照日月！李來亨敗沒，中原再無寸土一民為明者，惟諸鄭屯海外，從此華夏淪落三百年，惜哉！
“汝很好。孤敬汝一杯。”朱永興沉吟了一下，舉杯示意。然后一飲而盡。
“謝殿下。”李來亨看出朱永興的贊賞，卻并不Zhīdào具體的原因。
一杯酒下肚，朱永興沉吟了半晌，緩緩開口說道：“孤出緬入滇之初，各部殘軍雖陸續集結，然軍心混亂。兵將心懷疑慮。孤一步一步走過來，到了如今這般形勢，所靠者何也？”
“是殿下英明神武，使兵將歸心，絕地崛起。不可阻擋。”荊國公王光興趕忙拱手恭維。
“嗯，孤倒是比別人聰明，比別人看得遠些。”朱永興笑著點了點頭，面色又沉靜下來，繼續說道：“但這還不完全。孤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待人以誠，言出必諾，方才使人心服。疑慮啊，可不僅僅是面對韃虜，勝負未知，還有這歷史Wèntí。都是明軍，在孤的眼中本沒有什么差別，只要還與滿清作戰，沒有屈膝投降，沒有傷民害民的武裝，孤一視同仁，心中是感激和佩服。但因為出身不同，包括你們，這心里怕還是顧慮重重吧？”
朱永興停頓了下來，李來亨張了張嘴，想辯解一下，可還是沒有吭聲，等著朱永興繼續說下去。
“身病好治，心病難醫啊！”朱永興慨嘆了一聲，繼續說道：“孤心里怎么想，說出來也不令人信服，唯有以實際行動來證明。傷有養，死有恤，退役有安置，再有賞罰分明，公正無私，這才漸漸使西南明軍歸心。象晉王、趙王等，自身的榮華富貴是一方面，能令追隨的部下有個好歸宿，亦是他們的心愿。你們呢，是否也有此盼望？”
“殿下英明。”李來亨拱了拱手，說道：“追隨我等的部下南征北戰，跋山涉水不下千里，能讓他們享安樂生活，確實是我等之愿。至于榮華富貴，末將等倒不敢有太大奢望。”
“末將等也同臨國公一樣。”眾人紛紛附和。
“這話說得假了。”朱永興笑著指了一圈，調侃道：“所占不過一縣，亦不甘心交與朝廷，太小家子氣啦！”
“殿下教訓得是。”馬翔云笑道：“殿下，我等眼皮子確是淺了。”
“追根究底，還是你們對孤王不了解。”朱永興舉起杯，轉了一圈示意，輕抿了一小口，說道：“有些話呢不好說，但要不說明白了，這心結終是難解。‘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這是楊嗣昌說的吧？狗屁，這說的是人話嗎，一個兵部尚書，朝廷重臣，歷來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餓殍？”
明末負責鎮壓張獻忠的楊嗣昌所作的《西江月》，劈頭便是“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這詩在明廷的士人中還頗受好評，覺得說的很對。農民沒糧吃，便要在家安靜地餓死，怎么能亂跑給政府添麻煩呢？還敢抗糧、抗稅，甚至造反給朝廷添亂，實在是死有余辜。
其實就李自成本人的身世和作為而論，他當然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與張角、方臘、白蓮教、青蓮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國相比，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其實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義完全是因饑饉所逼。
陜北地處苦寒的黃土高原，土地貧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稅收和“加派”是按畝征收，不考慮實際產出。這對地廣人稀的陜北來說，就顯得極不合理。而最令當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陜北本來地處內陸，居民靠種地為生，基本沒有什么工商業，但官府的各種“加派”只收銀子。不要糧食，這就等于額外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再加上無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農民大量外逃，而官府為了“完糧”，規定一戶逃則其余九戶補足，九戶逃則其余一戶補足，于是，對不想坐著等死的農民來說，剩下的就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禎二年。延安人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里，詳細地記錄了當時干旱無雨，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的慘狀：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這個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讀來仍然使人神搖。三百年前饑民的話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學者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為根據“血酬定律”。既然“饑死”和“為盜”所承擔的“風險系數”是相同的，那么根據“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當然應當選擇“為盜”，因為“為盜”至少可以吃飽了去死。
這個有良知的官員在他的奏疏里繼續寫道：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后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余，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
馬懋才用“最可憫者”、“更可異者”來備陳當時白骨縱橫，相率食人的慘狀，而這慘劇的發生地“安塞”，正是早期農民領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時也能夠看到，饑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濟，也不是全無辦法。“相聚為盜”恰好說明有可盜之處，否則“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損有余補不足”，本可以將天災造成的損害降低到最低。但他們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如一戶只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賠一戶之錢糧；一甲只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則現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異地。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矣。
一有“人禍”便諉過于天，明廷不但不想法救濟，反而加征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不斷，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還有“火耗”，弄得民困財盡，千里榛莽。這時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買平賣”、開倉賑災就大獲中原人心。
因而，就本質而言，與其把農民軍稱作“農民革命軍”、“義兵”或“賊”、“寇”、“匪”、“盜”，還不如直接把他們稱作“饑民”更接近事實。“饑民”當然不是驕傲的資本，但也不是天生的恥辱；搶糧（農民軍自己稱“打糧”）肯定不是一種榮耀，但當各種通過誠實勞動糊口的途徑被一一堵死之后，搶糧吃幾乎就是一件無可非議的壯舉，至少不比那些將別人碗里的飯奪走的人更無恥。
也就是說，饑民“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個人或某種“主義”，而是效忠自己的腸胃。簡單地講，就是為了請客吃飯。
明末的農民起義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幾乎所有的起義軍首領都有過招安、投降的經歷。桀驁如張獻忠者竟然也在崇禎十一年正式受撫，接受了熊文燦給他的副將頭銜。當一個叫林銘球的巡按御史來到谷城時，張按照官場禮儀，立即向他行跪拜禮。
史家在處理這一檔史實時，或者假裝不Zhīdào實在繞不過去，就說這是一種“策略”；或者說這是“農民階級的二重性”。實際上，這恰好說明這些起義的農民領袖，包括李自成在內，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們誰也沒有想過要“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