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六 豐收年
鄭岳說的張知縣便是上海知縣張志賢，舉人出身，行走官場頗為小心謹慎。尤其在進士面前，大有小妾見大婦的意思。
李文明微微沉吟，知道自家東主還是個新官，很多門道都不清楚，必須要說得透徹清晰才好。他道：“東翁，今年是咱們華亭頭年行一條鞭法，很多事都得摸索著來。尤其是這稅啊，有句老話說得好：三分稅七分繳，輕易馬虎不得。”
大明的稅額不高，但是繳稅的成本很高。國初的時候是讓農民自己背去府庫繳納的，逾期不繳便有重罰。想那些種地人家，哪有多余的勞動力千里迢迢輸糧？真是稅沒幾個，家產全都折騰在繳稅上了。
最痛苦的是，碰到心黑的庫吏，不喂飽了死活不讓稅糧入庫！這又是一大情弊。
所以很多地方的糧長沒幾年就從中產之家變成了破落戶，絕非偶然。
如今仁壽堂幫著收稅，收來的稅銀還在人家庫里呢——縣衙的庫房大小、安全都不合適，只有先寄存。論說起來這些借用的庫房也是成本啊，人家哪怕堆草料，一天也有收益呢。因為徐元佐叫鄭岳恩師，這才沒斤斤計較。
“張知縣來與東翁說這事，顯然是有自己的想法吧。”李文明試探道。
鄭岳道：“淮水水害，漕道淤塞，上海那邊有人提出走海路。”
“上海那邊…”李文明輕聲笑道：“能有多少運量，張知縣就沒說是何人鼓動他的？”
鄭岳被李文明這么提點，心中一動：華亭、上海都不過是縣。繳稅入庫的事，起碼得松江府才能決定。而且今年稅銀剛收上來，到底多少運南京，多少運太倉（國庫），多少運內承運庫，多少留存…這些都還沒定數呢，為何這般著急？
如此想起來，背后肯定是有人在活動了。
“論說起來。走漕運花費大些，海運省費，風險卻大。各有利弊。”李文明道：“然而一條運河從北京到杭州，三千五百里。穿州過府，通閘過淮，上至王公，下至運丁，都指著它吃喝呢。走海運固然有人得利。這些人的勢力能比得過漕運？”
鄭岳一個激靈，瞬間就懂了。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乃是不共戴天之仇啊！
“張舉人利令智昏，坑害到我頭上來了！”鄭岳輕輕一拍扶手，頗有些氣悶。
李文明微微躬身，道：“東翁，未必然。”他等鄭岳緩了口氣，繼續道：“這事還是得看個周全。既然有人活動，便要看是誰人活動的。如今南人在朝者眾，說不定就有靠得住的靠山呢？不過這事咱們沒法問…”
鄭岳微微點頭。知道李文明的意思。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自己剛才是有些過于激動了。至于派去打聽的人選，鄭岳腦子里立刻就蹦出張還算英俊的面孔——徐元佐。
徐元佐是他的學生，又是徐家的人，本人做著生意，叫他去問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李文明翌日一早就去找徐元佐，結果卻被告知佐哥兒昨日連夜趕回了唐行。這讓他費心思量了一陣，到底是追到唐行去，還是等徐元佐回郡城再說。最麻煩的是。這事不能寫成文字，以免出甚意外，落人把柄。最后只好決定自己跑一趟了。
從郡城到唐行五十里路，走得快也要大半天。這更讓李文明郁悶。郡城不好么？巴巴地往唐行跑。
他卻不知道，徐元佐已經決定將根據地放在唐行了。
首先，徐元佐可以確定唐行必然會成為青浦縣的縣治，占據一縣核心這是商人的本能，獲利也是最大。
其次，雖然都是松江人。但是朱里唐行這邊的口音與郡城的口音仍舊有些出入，一旦青浦復縣，選擇鄉梓就很重要了。徐元佐可不想自己成為蝙蝠，似獸非獸，似鳥非鳥。
最后，甘成澤的家丁主力都在唐行，如果有人敢在唐行對徐元佐不利，就別想活著離開唐行城！出于安全考慮，徐元佐也更傾向于選在這里開會。
尤其這回開的是董事會，九名董事之中有六個都是唐行的，當然是少數人遷就多數人。
徐元佐作為董事會秘書，職責跟后世的上市公司董秘不同。這里他不需要對外公布信息，主要職權是聯絡董事或股東，召開董事會或股東大會，決定會議議題和議程。看起來都是跑腿的活，換個說法則是：我要開會就能開會，我不說開會就開不了會；我說會議討論什么，就討論什么；我說如何討論，就如何討論。
最后，徐元佐總是能夠說服他人，統一思想，做出正確的決策。
這個“正確”當然也是徐元佐的標準。
“今年牙行的收益與去年基本持平。”程宰站在董事會成員面前，頗有些忐忑。他道：“一則是咱們裁撤了不少重復的店棧；一則是新規矩太多，人心未定。等明年眾人都安定下來，收益肯定要比當初各自經營強許多。”
牙行的事大家都看在眼里。雖然實際收益沒有漲上去，但如此大規模的調整，又是并賬又是檢查，確立規矩，培訓伙計，再趕上稅季亂七八糟各種事，收益沒有下跌就已經很不錯了。
“主要是包稅這塊。”程宰深吸了口氣，希望自己看起來顯得淡定一些。他道：“今年縣里稅糧總額是七十二萬伍仟四百兩，因為第一年折銀，都是按照一兩一石算的，內含了損耗。”
這其實都是農稅，大明商稅即便在經濟最好的時候，全國也收不到五十萬兩。對于華亭一縣而言，商稅列個一萬兩上下就很夠意思了。
“我仁壽堂以三十稅一收取商稅，共得二十三萬兩。”程宰吸了口氣了，看著諸位董事的反應。
袁正淳仍舊是一副漫不經心的表情，不叫人探到深淺。其他的董事都沒能掩蓋臉上的震驚，顯然被這二十三萬兩的商稅嚇了一大跳。
“怎、怎會這么許多！”來自泗涇的董事失聲問道。
程宰道：“牙行、絲行、織戶這三家是大頭，其次是各家商鋪。這只是華亭縣下大鎮的收益。”
徐元佐聽了卻微微皺眉。
雖然二十三萬兩的稅收都快頂上仁壽堂的總資本了，但商稅是百分之三點三的營業稅，起征點在三十兩以上。如此逆推上去，被抽稅的總流水只有七百六十六萬兩？
這就意味著仁壽堂的市場占有率偏低，還有大量待征主體沒有挖掘出來，或是有挖掘阻力。另外一種可能則是華亭的商業狀況還不夠好，遠低于徐元佐的估測。
在沒有統計數據的時代，估測結果與客觀事實出現較大偏差也是難免的。
程宰誤會了徐元佐的皺眉，以為徐敬璉對此數目不滿，滿心歡喜登時一空，連忙繼續道：“田稅方面咱們跟縣衙是足額之后均分。因為其中有實物折買，然后出售兌銀之間的利潤，所以這多出來的部分，縣衙分得一萬兩，我仁壽堂分得…六十四萬兩。”
袁正淳的眼睛瞬間綻放出年輕人一般的精光。
在所有人的吸氣聲中，徐元佐腦中已經飛速算了起來：這回動用了大量的外聘人員，所以人力成本略高。加上公關費用、其他成本，扣去七萬兩應該足夠了。再留存二十萬兩作為公積金，每股分紅仍舊能達到六兩。
即便是后來每股五兩進入的股東，非但一年回本，每股還掙了一兩。
徐家在仁壽堂分紅更是將達到可怖的二十四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