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曹洪之怒
是勛想要改變輕視工商的政策，的巴的巴地說了好半天——他身為一個文科生（還不是學經濟的），其實對工商業的了解也很有限，但光后世那些常識，擱這年月就足夠用啦，加上引經據典，以史為鑒，相信曹操不是腐儒，不會說不通的。
當然啦，曹操消化是勛這一大套話，也得有一段時間，而即便消化了，甚至認同了，想要徹底改變漢興以來輕視工商業的政策，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終究曹操勢力雖然大，還不是后來進位丞相，受封魏公、魏王，把大本營搬到鄴城，心腹全封了魏官，等于另立一個朝廷，而把許都朝廷徹底當擺設的年月，他還不可能完全一個人說了算。
所以是勛也有心理準備，我這兒先給曹家父子上課，完了還得找機會去給荀彧他們上課，再去太學刮刮風，爭取逐漸地把社會風氣給扭轉過來，把輿論給引導起來。當然啦，空口白話是很難真對社會實際產生影響的，而且很可能陣風刮過，轉眼就息。所以啊，還是希望曹操你能給我這么個機會，撥點兒錢，讓我先干起來，等有了成果，自然有人跟進，也自然會產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出來，跟著我的大旗往前走。
退一萬步說，個人的成功沒能轉化為社會的成功…那也沒關系，起碼我發財了啊！
話說完就完，是勛也不奢望曹操當場拍板，我給你撥多少多少錢，你馬上開點兒作坊干起來。所以他轉過頭去瞟了瞟天色——這就黑得差不多啦——站起身來就待告辭。
曹操一指曹昂，父子同心，曹昂急忙沖過來揪住了是勛的衣襟：“姑婿言未盡也，如何要走？”是勛說盡了盡了。我離家一年多，今兒才回許都，要是回去太晚，你姑姑就不能饒過我啊。
曹操捋須笑道：“吾妹非不識大體者也。吾即命人傳信。明日再使子修上門致歉——你我兄弟久不相聚。今晚便可宿于此也。”
是勛心說啥，“你我兄弟”這種話都出來了。看起來我今兒個還真走不了啦。既然曹操這么熱情，他就未免要賣賣關子——“言已盡矣，未知主公還有何相詢？”
曹操說別扯了，你話分明沒說完。我知道宏輔你輕易不言。既言必有所建議，如今你光說了問題，還沒拿出任何對策來哪，那怎么成？你一定有想法了，趕緊給我說說。
是勛確實有想法，他這趟回來，大半是水路。比起走陸路是舒服得多，可也無聊得多。固然每天都要去跟門客們懇談，聯絡聯絡感情，可總不能整個白天都跟部下廝混吧？雖說艙內還有個甘氏呢。可這年月白晝宣淫是士林鄙薄甚至深惡痛絕的惡習…所以閑下大把時間，可以諸多構想。
但這想法不能隨便告訴曹操——是勛裝模作樣地苦苦一笑：“主公欲置勛于火上耶？”話不用說得太明白，曹操自然能夠想到：自己空口白話一說問題，誰都不會當回事兒，可要是拿出啥具體的對策來，肯定會傷害到豪門世宦的利益，則難免成為眾矢之的。
曹操撫掌笑道：“此間并無他人，出卿之口，入吾之耳，何憂也？”瞟一眼兒子，心說你不會讓我把子修給趕出去吧？
是勛也望向曹昂，但是并沒有驅趕的意思，而是說：“子修謹慎，吾并不慮。勛自有計，然須徐徐圖之，不可急也，圖之或且不得，主公勿罪。”
曹操一擺手：“且坐——吾非諉過于人者也。”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怕將來得罪了世家顯宦，他們鬧騰起來，我會把你推出去當替罪羊，放心吧，我不是那種人。
是勛心說你不是那種人才怪了，領導同志的節操，咱真的能夠相信嗎？可是話既然說到這個份兒上了，他也不好再提離開的事兒，于是緩緩坐下，長吸一口氣，舉出三枚手指來：“重工商而使國家得利者，勛所思之，策唯三也。”
哦，竟然還有三條計策？曹操興趣大升，不自禁地就把身體往前湊了一下：“請卿明言。”
是勛說第一條計策，就是我最早說的，你和朝廷都大力支持，先由我個人干起來，然后就跟在河東那樣，完了把產業再分賣給別人。賣給誰，賣多少，這里面大有講究，既可以增加公家的財富，又可以擴大工商階層，進而分薄舊有世家的財力。
第二條計策，是要專門設置一個部門統管此事，首先把工商稅給抓起來——“市皆有稅，地方可自理，然關津之稅，則不可操之于地方也，于工商為大患也。”
漢代的市場稅基本上是十稅一，征收實物，同時規定租用公家場地、店鋪的，可以免稅，既然有明確的規定，就不怕地方官員濫征，只要嚴肅法紀就成。可是漢末才重新興起的關卡稅，那就沒有定規啦，都由各地官員，甚至是駐軍將領自己掌握，想設多少卡就設多少卡，想收多少稅就收多少稅，再加上重復征收，行商距離超過五百里，就可能徹底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工商業還怎么可能發達？其結果只能是有靠山、有背景的大商賈才可能長途販運貨物，利潤一半兒進了他背后的世家的腰包，另一半兒進了地方官員和將領的腰包，朝廷毫無所得。
是勛說倘若天下太平，就應該徹底取消關卡稅，讓商賈自由往來，但在戰亂未息的今天，咱還沒法兒這么辦——地方窮困，地方官兒還靠這筆額外收入發薪呢，駐軍將領還靠這筆額外收入養兵呢。說到這里，他瞟一眼曹昂，心說小子你明白我的擔心了嗎？
曹昂當然也不傻，拱手笑道：“此言若泄之于外，他且不論，子廉叔父必深恨姑婿也。”
曹洪曹子廉，史書上說他“家富而性吝嗇”，曹操也說：“我家貲那得如子廉耶！”加上他御下不嚴。家奴多作惡，所以后世往往都將其目之為曹魏第一大貪官。其實這是個誤解，曹操最恨人貪污，哪怕是曹洪。若是少貪一點兒。曹操還可能看在族兄弟和曾經救過自己命的份兒上稍加容忍，要是真貪多了。曹操第一個不會放過他。主要曹洪的產業大多來自于灰色地帶，其中就包括了設卡收稅，雖然也不是什么干凈錢，但朝廷既然沒有嚴加禁止。你就不能算他貪污。
所以說，是勛說要徹底取消關卡稅，這話要是被曹洪聽到了，他絕對不會饒過是勛——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親戚也沒有情面可講！
是勛擺擺手：“故謂今時不宜也。”天下還亂著呢，需要那些將領去率軍打仗，你不讓他們發財。他們還能踏下心來跟著你嗎？起兵謀反都是可能的。得等天下太平了，基本上削了將領的兵權，不怕他們亂來，才能這么干哪。然而——“今之策也。朝廷設職以督導之，罷近途之關津…”距離太近的關卡，必須得給停了，好么，我出城三里你收一回稅，再走三里再收一回稅，我這買賣還干不干啦？——“并定其上限，且抽其一也。則朝廷既可得利，商賈又少其害，異日罷設，也好措手。”
在原本的歷史上，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詔，規定日后關津之稅，不得高于十一——也就是說，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貨物。由此可見，亂世當中各地的亂收稅有多嚴重，額度有多高啦，估計一車貨走不上百里地，就撞見好幾回收20的，最終連渣子都剩不下…
是勛說朝廷得定個上限，不能讓地方上亂收，而且還可以從中抽頭，不用多，再十分之一就好了，積累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財富。至于收稅的上限是多少，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個再說，我現在還不能給出具體的數字來。
曹操說這條計策好——一方面能來錢，一方面還限制地方勢力，他不喜歡才怪哪。
是勛說第三策，必須推翻歧視商人的政策。其實話說起來，這些政策也都形同虛設，說什么商人不能穿絲綢，不能乘馬車，只要有錢，買通了地方官兒，還擔心這些禁令嗎？后來明朝也有類似禁令，甚至更嚴格，不同身份等級的人只能穿特定樣式、質地的衣服，可是到了中后期，你往大點兒的城鎮里一站，滿眼都是穿著黃色綢衣的平頭百姓——啥禁令啊，完全沒人搭理。
就算商賈不得為吏這一條，也未必能夠嚴格遵守。別的不說，商人發家以后，大可以向地方豪門投獻（事實上，不投獻也很難繼續發展下去），把子弟送過去當門客甚至聯宗，那就有機會出仕了。只是一條，你這種出身，當小吏沒問題，想升官兒就有無數烏雞眼盯著，為了搶奪自己也未必能霸得到手的空位，讀書人也是可以放下節操，無所不為的。除非朝廷廢除禁令，并且皇帝親自選拔——比方說武帝時代的桑弘羊——否則玻璃天花板永遠存在。
而且，向來朝廷征兵也好，戍邊也罷，對于那些最艱苦的活計，只要強迫參與，首先考慮的就是囚徒、贅婿，以及商賈。
話再拉回來說，即便這些禁令大多形同虛設，終究是高懸在商賈階層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定哪天就會掉下來，官員們只要想收拾你，這是最方便揪的小辮子。這就使得一般士人家庭不愿也不屑去經營工商業，頂多把家中讀書不成的分支子弟推出去賺錢——反正資源有限，本來薦舉出仕也輪不到他們——由此惡性循環，整體社會輿論對工商業的輕視就越來越嚴重。
所以是勛說了，想要發展工商業，就得從根子上廢除那些身份限制令。
曹操捋須沉思，好一會兒才開口問：“似此三策，宏輔可為操辦否？”
是勛連忙擺手：“除第一策，勛必不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