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零七）遠方來的“客人”

第一卷　　“…采用魚雷次發裝填裝置，完成第一輪齊射的魚雷發射管旋轉，與魚雷次發裝填裝置對準成一直線，以空氣電動機為動力的傳送帶向發射管中裝填預備魚雷，此時，只需要耗費20至25秒的極短裝填時間。而如果使用象其它國家那樣傳統的鏈條滑車和搬運車進行這個工作，重裝所耗費時間是30分鐘左右。可以說具有兩倍的魚雷發射管數類似效果…”

　　楊朔銘看完了設計圖紙和說明，臉上再次現出了奇怪的笑容。

　　“既然萬事在我，何不給它們一個出世的機會呢？”

　　楊朔銘自言自語的說著，翻動著手中的圖紙。

　　“超級戰列艦建成這樣，將來怕是得讓國會那幫人罵得臭死，那個重巡洋艦和魚雷巡洋艦，倒不妨建它幾艘玩玩。”

　　此時楊朔銘并沒有想到，他剛剛的一轉念，將使中國海軍在世界海戰史上寫下輝煌而另類的篇章。

　　“看樣子，海軍的預算又得增加了。”楊朔銘放下了手中的資料，拿起了一張數據表看了起來。

　　“日本，蘇聯，都是大敵，哪一頭都不能放松啊！”楊朔銘說著，來到了墻邊的巨幅世界地圖前，目光先在日本的位置停留了一會兒，然后便轉到了蘇聯和中國漫長的邊境線上來。

　　楊朔銘轉身來到文件柜前，取出厚厚的一疊關于蘇聯方面的情報，他似乎顯得有些心神不定。他看了幾眼手中的文件，重新將它們放回了原地。

　　楊朔銘重新來到地圖前，盯著蘇聯的位置，眉頭不自覺的皺了起來。

　　盡管關于蘇聯各方面動向的情報源源不斷的從各種渠道送到了自己的手里，但此時楊朔銘仍然感覺到，蘇聯這個國家，對他這個穿越者來說，仍然透著神秘莫測的色彩。

　　就在這時，桌上的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

　　楊朔銘轉身來到電話桌旁，拿起了話筒，電話的另一頭，傳來一個急促而興奮的聲音。

　　“蘇聯的二號人物？是誰？噢，我知道了，很好。”楊朔銘放下了話筒，回到桌前翻了翻，找到了一張貼著一個小胡子的俄國人的照片的表格，看了幾眼，不由得揚了揚眉毛。

　　“有意思，他竟然會選擇到中國來，這以后的歷史走向，還真是不太好預測了。”

　　華夏聯邦財政部情報局，秘密會議室。

　　此時，在這間不大的會議室里，坐著四個人，其中的三個人坐成一排，靜靜地傾聽著對面的一張椅子上的那個把臉隱藏在陰影里的人的講述。

　　這三個人，一位是情報局長“降龍”，一位是周冠笙，一位是水井。

　　“…對于這次開庭，我知道，這僅僅是一個開端。往后，還會有一連串旨在剪除幾乎全部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和十月革命的領袖們的大規模審判。從這一天開始，暗殺基洛夫的罪名便要在每一次大的政治審判中被提出來，并且每一次都要強加于所有被告人的頭上。”

　　“許多對這一次所謂的莫斯科審判持批評態度的人士認為，斯大林之所以決定剪除老布爾什維克。其罪惡的根源在于他對這些人懷有不可遏制的復仇。他要報他們不趨附他的政治路線的仇，要報他們堅持執行列寧遺囑的仇，因為遺囑建議撤銷斯大林的黨中央總書記之職。斯大林的‘復仇快感’這一術語，是他有一次在與加米涅夫和捷爾任斯基的似乎友好的談話中無意間說出來的。這次談話是1927年一個夏天夜晚的事情了。看無請到《/神印王座》隔了很多年，才有了這一系列的審判。當時，斯大林擺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樣說道：‘盯住敵人，仔細研究實施打擊的每一個細節，為這不可避免的復仇開心一番。然后休息休息。…哎，還有什么能比干這事更快活呢？’…”

　　“斯大林有這種兇殘的意識，實際上絲毫不足為怪。在高加索那塊他出生和成長的土地上，流血仇殺的現象持續了幾百年，直到如今也屢見不鮮。毋庸置疑，復仇欲在斯大林剪除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的陰謀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問題還不僅僅在于復仇。其實，斯大林首先就是個政治上的實用主義者。他辦事冷靜，老謀深算。眾所周知，他曾出于謀略而多次克制自己的感情行動。在爭權奪利的路途上，他不只一次地舍去尊嚴而吹捧自己的對手，有時甚至還吹捧自己的死對頭。而且，只要對他有利，他就可以背棄自己的至親好友。例如，盡管他對托洛茨基恨之入骨，但在十月革命勝利一周年之際，他卻出于個人需要，把這個對手吹捧一番。他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將托洛茨基捧為十月革命起義的主要領導者，黨應該把促使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幾乎不放一槍就投奔到布爾什維克陣線上來的功績歸之于托格茨基。正如你們所能想象的，斯大林當時就這么巧妙地把對死對頭的刻骨仇恨埋藏在心中。后來，這種仇恨兇猛無比地發泄出來，最終導致了托洛茨基的徹底垮臺。”

　　“另外，多年的友誼也絲毫不能影響斯大林殺害布都穆迪瓦尼和謝爾蓋卡夫塔拉澤，只因為這兩人曾一度站在與他對立的政治立場上。”

　　“應該說您對他也非常了解。”周冠笙看著這位他曾一度很是崇拜的革命家和社會活動家，流利的用俄語說道，“您的說法驗證了我們所知道的關于他的情況。”

　　“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野心。我剛才和你們強調過斯大林特別記仇。不過，我認為，貪得無厭的權力欲，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特點。我記得那是1928年的一天夜里，那時我還是政治局委員和共產國際主席，我悄悄拜訪過加米涅夫，以表示我對他的，以及反對斯大林及其卑劣陰謀活動的立場。在我與加米涅夫談話時，我曾用了這些話來形容斯大林：‘他是一個不講原則的陰謀家，世界上的一切，全部都要服從他的權力欲…他時刻準備改變自己的觀點，只要這樣做有助于他除掉你和我…他一心想著的就是抓權。為了鞏固權力，他暫時向我們讓步，但以后卻會把我們都扼死…斯大林只會報仇，他懷里時常都揣著一把匕首。’”

　　“您的這個評價是實事求是的，因為它不是為某個群眾大會準備的，也不是為了蠱惑人心，而是單獨說給一個本身也非常了解斯大林的人聽的。”周冠笙點了點頭，示意那個俄國人——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繼續說下去。

　　“現在回過頭來看，斯大林消滅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的決定，是他整個篡黨奪權行動的必然結果。開始，他滿足于把對立派領袖放逐到西伯利亞和監禁在集中營里。但這僅是暫時的，因為他正忙于鞏固自己的制度。這一目的達到后，他就認為自己的地位穩固，于是開始毫無忌憚地向潛在的對手們下毒手。這些人一個一個被殺害，徹底地、永遠地退出了政治舞臺。”

　　“對斯大林來說，暗殺基洛夫是審判和鎮壓老布爾什維克所必不可少的步驟。而這陰謀發生在1934年，也決非偶然。這一年，我們的國家剛剛從深重的經濟危機中掙扎出來，而國家之所以陷入這一危機，就是因為期大林在工業化和集體化道路上采取了盲目冒進的政策。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全面經濟改造這一構想，首先是由托洛茨基提出來的。那時，斯大林還堅決反對過這種構想。他甚至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聲稱，修建第聶伯水電站對蘇維埃俄羅斯來說，恰如一個俄羅斯鄉下佬試圖賣掉奶牛去買留聲機。可是到后來，當他宣布反對派分子不受法律保護之后，他卻改變了對這一思想的看法，更甚的是，他居然將這一構想據為已有。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堅持認為農業集體化要根據工業為大規模集體農莊生產提供必需的機器的能力而逐步實現，那么他斯大林就干脆來個‘全盤集體化’運動。在這件事上，也與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一樣，斯大林極力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比托洛茨基更徹底、更不妥協的革命家。”

　　“斯大林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強制手段。他拒絕承認一個簡單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機和康拜因。農民對集體化的抵制，使國家瀕臨經濟崩潰的邊緣。斯大林便以大規模鎮壓來回答農民的抵制。但這種鎮壓迫使許多省份的農民紛紛拿起刀槍作斗爭。在北高加索和烏克蘭的某些省份。為了鎮壓暴動，政fǔ動用了武裝力量，甚至是坦克和軍用飛機。”

　　“然而，紅軍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農民子弟組成的。他們明白，當他們在這個地區鎮壓暴動時，另一個地區的部隊也在用同一手段鎮壓他們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紅軍投奔起義農民的事件屢屢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個飛行大隊拒不起飛去轟炸暴動的哥薩克村莊。結果，這個飛行大隊被解散，一半人員被槍決。斯大林的追隨者之一，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副局長阿庫洛夫也很快被撤職，因為他未能及時派出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部隊去援救一個被圍困的團，致令這個團被暴動的哥薩克人全部殲滅。無一生還。負責鎮壓暴動和指揮掃蕩工作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邊防軍司令員弗里諾夫斯基，在政治局會議上匯報說，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順水漂下的尸體數以百計——討伐部隊的損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樣，暴動被鎮壓下去的情景也慘不忍睹。成千上萬的農民未經審判就被槍決。幾十萬農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的集中營里慢慢等死。”

　　“我知道，那一天曾有大量的俄國農民逃亡到了哈薩克省，向我國政fǔ尋求保護。由于難民數量太多，給哈薩克省政fǔ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水井點了點頭，說道。

　　“是這樣的。”布哈林繼續說道，“全盤集體化的另一惡果，是席卷昔日歐洲大糧倉烏克蘭，以及庫班、伏爾加河流域和國內其他地區的大饑荒。就連那些經常稱頌斯大林制度的外國記者，也認為死于饑餓的人數在五至七百萬之間。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呈報給斯大林的統計數字是三百三十萬至三百五十萬。發生這種令人膽寒的大規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災害，而是者的無知和專橫。他既沒有預見自己行為后果的本事，又對民眾所受的疾苦無動于衷。西方新聞界把這次災難詼諧地稱為‘有組織的餓肚皮’，的確是不無道理的。”

　　“我記得，當時蘇聯報刊對這一震驚全國的大規模饑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揚‘英明的和敬愛的’斯大林的工業化成就。那時，新聞檢查嚴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外國新聞記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區采訪。”水井說道。

　　“是的，在國內，幾十萬少年兒童無家可歸，四處流浪。他們的父母或死于饑餓。或被槍決、流放。乞討和扒竊成了這些孩子的謀生之道。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處流動，馬上實行了身份證制度。在大蕭條和大饑荒時期。所謂的‘內部供應’網點出現了，專為斯大林的官僚們供應食品和其它商品。這些內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對上層統治集團和特權階層的仇恨。用同一個盧布，特權分子在這種商店買到的東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買到的東西多十到二十倍。”

　　“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種繁榮昌盛的景象給外國使節和外國記者看，斯大林的官員們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氣。給各省運送食品的列車，經常在途中被‘充公’，掉頭開往莫斯科。民警們卻成天忙于追捕無家可歸的兒童，把他們從大街上抓走，送進牢房。而劇院里，則另是一番情景：排場豪華的話劇照舊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團的節目依舊火紅。真是災荒時期的盛宴！”

　　“全國人民對斯大林的憎惡日益加深，甚至影響到了黨內的積極分子。就連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內也士氣不振，工作人員都為自己的前程疑慮重重、擔驚受怕。有些日子，斯大林本人也感到他腳下的根基在動搖。他聽取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送來的報告時。總是心驚膽顫，深恐這些報告說到國內暴亂加劇。黨員反對情緒高漲。宣傳托派分子行動綱領的傳單，開始在最高黨校內四處傳閱。高加索政治教育學校和莫斯科師范學院的學生，幾乎都有一份屬于禁品的列寧‘遺囑’。工廠的墻上，處處可見反對斯大林的憤怒標語。”

　　“也許，正是在這些危機四伏、風雨飄搖的日子里，他才暗暗打定了主意，一旦命運保信他度過這次危機，他就要將那些在危急關頭幸災樂禍地等他垮臺的暗藏的對手統統清洗干凈。”周冠笙說道，“我了解這種人，他們都有一種這樣的心理。”

　　“是這樣的。早在殺害基洛夫以前，斯大林就借助各種各樣的政治伎倆和強力手段，使自己擺脫了來自黨員群眾的任何監督。1924年列寧逝世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懾于托洛茨基的巨大威望，曾一度過斯大林。而斯大林也正好借助他們的，宣布開展所謂‘為紀念列寧而入黨’的運動。這樣一來，大批在革命最艱難的創業時期遠離斗爭袖手旁觀的工人和職員，紛紛涌進了黨內，而那些忠實干革命理想的老黨員，卻因處于這些無進取心的新黨員之中而變得十分孤立。接著，在1924年1936年期間，斯大林又多次開展清黨運動。清洗中，許多有思想，并經過戰爭考驗的黨員，在斯大林政治路線的迫害下，被宣布為不可靠的人，失去了黨證，而他們的位置，也被一些新入黨的官僚分子取而代之。這些人為了換取物質享受和撈到晉升的機舍，甘愿俯首帖耳，時刻準備執行上司下達的任何命令。”

　　“尤其是這一次的粉碎反對派之后接踵而來的那次清洗，大大地削弱了黨的生命力。黨內出現的分歧，都是靠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采取武力手段進行討伐，而不是象列寧生前那樣，通過討論和投票的方式來解決。任何一個黨員，稍有違拗領導的表現，就足以使自己失去黨證并被解雇。這時，黨員的主要優點應是服從黨委，而不象列寧生前那樣，是忠于黨綱。在列寧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生氣勃勃、思想活躍的黨，可現在則逐步蛻變成了一臺冷酷的機器，完全失去了活躍國內政治生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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