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蘇維埃鐵甲

高科技軍閥高科技軍閥·正文（四百）蘇維埃鐵甲（四百）蘇維埃鐵甲　　聽了楊朔銘的話，周冠笙、水井、“降龍”、江雪瑩等人都顯得有些驚奇。

　　“那就是說，瀚之是不希望咱們中國，也走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周冠笙最先明白過來楊朔銘的意思，笑著說道。

　　江雪瑩看著楊朔銘，知道他可能是受了國內最近關于“民主與獨裁論戰”的影響，所以才說出這樣的話來。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大蕭條”不但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也在中國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對于中國出現的“經濟陣痛”，關于中國目前實施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適的論戰再次開始，最后集中到了“民主”與“獨裁”哪一個更適合中國的論戰上來。

　　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撰文認為，絕不相信中國的現狀是民主能夠解決的。蔣氏的意見，中國要強盛圖存，“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其理由是：“第一，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市是的，省也是的。人民在國內行動不過從一個區域行到另一個區域。至于權利的保障，處處都是沒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來取消這一些小。大勢必取消各地小，不然，大就不能存在。第二，我們以為個人的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較高。如有地方軍閥試圖以握兵柄而割據地方，那末，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

　　丁文江也認可蔣廷黻的觀點，他推崇獨裁體制的理由是：“我們當前的問題是不但政治沒有脫離革命的方式，我們的國家正遇著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經濟恐慌。我們如何改革我們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說過，‘意德諸國的獨裁政府是一種危機時代的政府。歐洲大戰之后，各國百孔千瘡，社會、經濟、財政、產業，無不陷于不可收拾狀態之中。在一個政府硬闖，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斃的時候，于是一個最能應用心理的人，因緣時會，便做了選克推多。我們應該注意，所有現在歐洲獨裁的國家，即發現危機的政府的國家，全都是民治經驗最短，民治的傳統最脆弱的國家’。這是歷史的教訓。我們民治經驗的短，民治傳統的弱，當前危機的大十倍于歐洲任何的國家。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應該想想，那一種政治比較的容易實現，比較的可以希望使我們可以渡過空前的難關。陶先生說我是‘實際主義者’，這是不錯的。請問當今之時，知識階級還不講實際，難道我們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嗎？”

　　丁文江這番話，表明了19世紀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受歐洲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影響，選擇去擁護乃至企盼一個強有力的獨裁政體的出現的根本原因。蔣廷黻和丁文江不否認獨裁是一劑毒藥，民主才是良藥；但民主政治是一種繁瑣的程序化政治，緩不濟急，已然無法滿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圖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獨裁這劑毒藥，能夠“使得要吞噬我們的毒蛇猛獸，一時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說了。

　　清華大學教授錢端升的文章，則題名為《民主政制乎？極權國家乎？》。文章的具體內容，錢氏開篇就有交待：“我于這篇文章中將先論民主政治的衰頹，次及現代各種比較成功的獨裁的內容。從兩者的比較中我將探索在最近將來或可流行的制度，從而更推論及中國應采的制度。”

　　錢端升認為，民主政治的衰敗是必然的。隨著近代以來世界各國在經濟上越來越多地奉行民族主義，以至于“沒有一個國家敢長取一種放任的態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統制經濟的，故民主政治的衰敗將為必然的趨勢。”換言之，錢端升認為計劃經濟才是大勢所趨，而民主政治不能適應計劃經濟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蘇維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較適宜于統制經濟”。對于未來的世界會采用何種政治制度，錢氏說：“我所敢言的只有三點。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第二，緊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會是一種獨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一定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而在一黨獨裁和一人獨裁之間，錢氏傾向于選擇前者，理由是：“因為一黨的獨裁不發生繼承的困難，而一人的獨裁則獨裁者的死亡易發生重大的變動。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在黨內獨裁之下，即發生繼承問題，也不至如在一人獨裁制之下那樣嚴重的。”錢氏還說，“大家對于獨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獨裁不見得比不上民主政治，雖然獨裁會嚴厲剝奪許一些人的自由，“如蘇俄之于資本家，德國之于猶太人，然它們之能為大多數人謀福利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換言之，錢端升認可那種以自由換福利的獨裁模式。對于未來的中國應該采取何種政治制度，錢氏說得很明確，他呼喚獨裁政治，而且希望國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進步黨是否有獨裁中國的可能，如果沒有，何人或何黨將為中國的獨裁者，這些是本文范圍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測。我所要重復說的是：中國需要生產上極敏捷的進步，而要達到這目的則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為目標的獨裁。為早使這獨裁能實現起見，我們再不要耗費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無實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

　　在蔣廷黻錢端升等“獨裁救國論”者的文章出爐之后，“民主救國論”者的主將胡適接連寫了好幾篇文章回應。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認為在當前的中國，既沒有的可能（國民素質太低），也沒有的必要（民族國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胡適之外，贊同“民主救國論”的大有人在。常燕生即宣稱“武力統治沒有前途，應該走民主德治之路。”

　　與蔣廷黻、錢端升等人有所不同，常燕生更關心“既具備武力，也具備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勢力”即“中心勢力”的五項原則。常氏認為：“切實說起來，中國今日國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為沒有象普魯士，撒丁尼亞那樣的有歷史背景的中心勢力可以憑借，改良主義所以不能實現，也是這個原因。今日中國要談建國，要談統治，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一個中心勢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濟事的，所需要的是道義上的力量。一個中心勢力應該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嚴師，至少也要使大家覺得彼善于此，這一層若辦不到，根本難望樹立起中心來，而武力統治的政策卻正和這個希望相反，斷難有成。”

　　常燕生態度鮮明地支持胡適：“我根本贊同胡適之先生‘無為政治’的意見，中國今日已經民窮財盡，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任何性質的內戰外戰完全與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謂生產建設也是現時人民力量所擔負不起的。”

　　“中心實力派…在最初，他應該與地方實力派相約，制定幾條保障民權的，這就是葵丘之會的盟約。盟約定后，中心實力派應該首先在自己的領土內切實實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機關，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樣。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躪民意，遏制民權的，與天下共擊之。如果中心實力派真能這樣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無血氣的，他們一定要團結起來，仗中央的聲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實力派算賬。在地方實力派與人民的權利沖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機仗義執言，逐漸削減地方割據勢力的權力，培植民權的基礎，國家的真正統一，只有在這樣民權伸張之后才能實現。武力和的結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實力派反得挾持民意以與所謂中央者抵抗，國家是永遠無辦法的。”

　　出現這樣的“民主與獨裁論戰”，對楊朔銘來說，既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能夠出現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觀點，才是正常的現象。

　　而受西方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影響的獨裁論，則隨著希特勒的去世而聲勢大減。熟知歷史的楊朔銘，對于希特勒之死給全世界帶來的巨大影響，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因而才會說出那樣的話。

　　“施特拉塞爾雖然對社惠主義有認同感，但若是他掌權，德國并不一定會發生‘赤化’。”水井說道，“他和斯大林不是一路人，也許會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不可能走到一起去。”

　　“但是德國和蘇聯目前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合作卻日益緊密。”江雪瑩說道，“我聽說蘇聯人已經建立了一支坦克部隊，規模已經超過了我國。”

　　“這一點我們需要特別注意。”楊朔銘明白江雪瑩在提醒自己需要注意蘇聯方面的動向，點了點頭，“將來主宰陸地戰場的，就是這鋼鐵洪流。”

　　在結束了會議之后，楊朔銘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他記起了剛才江雪瑩說過的話，打了一個電話，不一會兒，一位情報軍官將有關蘇聯坦克部隊現階段情況的情報送了過來，并附帶有一些照片。

　　接過文件之后，楊朔銘將它們打開放在了桌子上，他并沒有急于去看文字的內容，而是將目光集中到了那些照片上。

　　楊朔銘拿起一張照片看了起來，照片上是一輛有著圓形炮塔的輕型坦克。

　　熟悉各種歷史上的武器裝備的楊朔銘，不用看說明，便認出了這輛坦克的型號。

　　這是一輛蘇聯代號為“бт2”的快速輕型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蘇俄用內戰中繳獲的坦克建立了一批坦克支隊，后來合編為坦克大隊。1929年，蘇聯軍事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決議指出由于“裝甲武器是一種新式武器，我們對它無論在戰術運用上（單獨使用或與步兵、騎兵協同使用）或是最有利的組織形式上都沒有充分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在1929年至1930年組成常備試驗機械化部隊。”與此同時，蘇聯著手研制中型坦克，主要用于伴隨步兵作戰。后來，受德國裝甲兵運用理論的影響，蘇軍逐漸擺脫了坦克兵單純伴隨步兵作戰的觀點。

　　由于歷史傳統的原因，蘇聯一直重視輕騎兵的作用，所以要求坦克具有很高的速度。1925年，蘇聯向美國購買了兩輛“克里斯蒂”高機動性坦克，并于1926年在沃羅涅什進行了廣泛的試驗，同年設計了一種基于“克里斯蒂”坦克的簡化型坦克，稱為“бт1”快速坦克。1926年底又設計出了“бт2”快速坦克，經試驗后，在1927年1月該坦克獲準批量生產。雖然“бт－2”快速坦克是蘇聯坦克發展的明顯進步，但該坦克的性能仍然不能滿足蘇聯軍方的要求，因此后來又研制了“бт3”和“бт4”兩種車型，主要改進在武器部分。1927年底，蘇軍提出研制另一種“бт”快速坦克，要求該車不僅要火力強，而且要通過采用本國研制的新型發動機來提高機動性，這種車即“бт5”快速坦克，裝有一門45毫米火炮和一挺762毫米并列機槍。1928年，蘇軍又提出重新設計“бт”坦克，要求將車體裝甲改用焊接裝甲，并加大裝甲板傾斜角度，以增強防護力。1928年10月設計出“бт7”快速坦克，該車采用新設計的炮塔，安裝一門45毫米火炮和2挺762毫米機槍，還換用了發動機，使機動性有明顯提高，裝甲防護也有所加強。

　　бт快速坦克經過多次改進，已經具有現代坦克的特點了。為了滿足不同作戰任務的需要，蘇聯人在該車基礎上發展了多種變型車，主要有“бт3”坦克架橋車，“бт5a”火力支援車，“бт5ot”噴火坦克，“бт5y”指揮車，“бт7a”火力支援車和“бт7y”指揮車等。而“бт7”的設計經驗成功運用到了更新型的“t34”中型坦克上，因為從“t34”坦克身上明顯可以看到“бт7”的影子。“бт－7”坦克的高速度是依靠奇特的“輪履方式”實現的，公路行駛時使用輪胎方式，越野行駛時使用履帶方式，不過這種復雜的輪履結構造成相當程度的使用不便。

　　“бт2”坦克一經出世并裝備部隊就深得蘇聯紅軍的鐘愛（“次愛”就是由英國入口的“威格士”坦克,蘇聯稱之為“t26”），其實這種坦克是有很多缺點的，主要是來自美國的發動機性能欠佳,開不了多久就會過熱；駕駛艙空間狹少阻礙了乘員的工作進度，比如在1932年11月7日，10架“бт2”坦克負責參加莫斯科紅場巡行，就有兩架臨時壞掉了，這可以看得出“бт2”性能的不穩定。

　　“бт”快速坦克主要供蘇軍遠程作戰的裝甲和機械化部隊使用，但因其裝甲防護薄弱，在邊境小規模的沖突中明顯不敵中國坦克，所以蘇軍使用該種坦克主要用來攻擊敵人的后方，以奪取諸如司令部，補給基地，機場等重要目標。蘇聯人明白“бт”快速坦克的缺點，于是大力發展了“t”系列的坦克，包括“t12”(此款坦克拖后到1929年才完成研制，而仿制的t16，1925年就仿制成功)，“t16”，“t18”，“t19”，“t24”，“t26”，“t27”，“t34”等。

　　“t26”坦克和“бт7”一樣是早期蘇軍坦克部隊的主力裝備。其原型是英國“維克斯”型坦克。t26坦克于1931年正式定型，1932年開始正式裝備部隊。

　　“t26”輕型坦克的車重為10.5噸，車長為4.88米，車寬3.41米，車高2.41米，乘員3人，最大速度每小時30公里，最大行程225公里，武器為一門45毫米46倍徑火炮，配有炮彈165發，7.62毫米機槍3挺、機槍彈3654發，裝甲厚度10至25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