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二十）夢醒時分

正文（三百二十）夢醒時分正文]（三百二十）夢醒時分（三百二十）夢醒時分　　“我黨中央工人部在調查武漢紡織業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談到：工會勢力過于龐大，工人紛紛怠工，無病也要求帶薪休假，管理者則不敢有一句異言，以至于商人紛紛歇業，以避工人之鋒。”

　　“在起初，人們都期求我黨設辦法，就是政fǔ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我黨在當時責無旁貸答應負責這些事，但我黨未能改正這些事，而且連阻止這些事的發展，都未作到。這就使人們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從而大施陰謀，利用來組織反的暴動。我黨要來阻止工人這些事，又因為說服得不夠與采取強迫辦法（與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喪失了工會與黨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滿于工會與黨，另一方面我黨黨員及其他的許多人又責備工會與黨…”

　　梁啟超家書：

　　“思永來信所講的流傳于青年當中的社惠主義政治觀點，這種心理無怪其然，連我都有點如此，何況你們青年呢？其實打倒作惡的地方軍閥，不能不說有他們的一點功勞，我們雖然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我們當然贊成，但前途有光明沒有呢？還是絕對的沒有。他們最糟的是鼓動工cháo，將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們的飯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商業更不用說，現在漢口、武昌的商店，幾乎全部倒閉。失業工人驟增數萬，而所謂總工會者每月抽勒十余萬元供宣傳費(養黨人)，有業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說了。”

　　“…眼下各地凡是作惡的地方軍閥，離末日都不遠了，不復成多大的問題；而中國布黨人之不能把政治nòng好，也是看得見的。之所以如此，其最大致命傷，在不能脫離藍寧（即列寧）之第三國際的羈絆，布黨黨眾所至之地，所有地痞流氓一入黨即為最高主權者，盡量的魚ròu良善之平民。現在兩湖多地之中等階級，已絕對的不能生存，若全國都象他們那樣的搞法，則全國生產力不久便須涸竭到底，前途真是不堪設想。若我們穩健派不拿起積極精神往前干，非惟對不起國家，抑亦自己更無立足之地了。”

　　“我素來接受‘政治’，但堅決排斥所謂的‘社會’，此次在國務總理任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心致力中國走一條‘社會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這條‘社會改良’之路的關鍵，是一個‘中等社會’的存在。因為一個國家的進步和強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貧民，在經濟發展方面尤其如此。我曾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個定義：排除了那些‘剝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為己féi，乃窖之而藏之’的剝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會’（頗類似于今天所謂的‘中產階級’）。我主張先在中國造就一個‘中等社會’，然后再由這部分人去發動社會改良。”

　　“如今‘中等社會’的建設發展初見成效，而近來耳目所接，卻都是不忍聞不忍見的現象。自布黨轉移入外省之后，河南、山東等地人民簡直是活不成，湖南、四川也有不少地方的人民深受荼毒，若任由此種惡勢力于地下蔓延全國，那中國真就成了活地獄了。不惟徐世昌大總統頭痛，連我們這些想做實事的也頭痛。總而言之，布黨受第三國際訓練，組織力太強了，現在真是無敵于天下。我們常說：‘他們有組織，我們沒有組織。’誰知左舜生給他的朋友的信(我親看見的)，說的也正是這兩句話。據傳吳子yù軍中亦有布黨分子活動，前日曹仲珊到京，我和他談及此事，他還安慰我道：‘不要緊，他們掀不起大làng，軍隊都在我們手里。’不錯，現在南方軍人確非屬布派，但若長此下去，他們將來必倒在布派手上無疑。”

　　“現在中國的不少地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的代名詞。(河南四川陜北多地大小公私學校完全封閉，都是以‘改組’名義封閉，但開學總不會有期。)而所謂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著大好的生產事業都要停止，真是令人難過。將來我們受苦的日子多著哩，現在算什么？我們只有磨煉身心，預備抵抗，將來還可以替國家做點事業，教小孩子們也要向這條苦路進行。”

　　“今日下午消息很緊，恐怕北京工運學運的變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勸我早為避地之計(上海那邊如黃炎培及東南大學穩健教授都要逃難)，因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們這些人過不去，是顯而易見的。我更恐北京一旦有變后，京、津交通斷絕，那時便yù避不能。我現在正在斟酌中。本來擬在思永學校放暑假前作一結束，現在怕等不到那時了。…現下南方最鬧得糟的是兩湖四川偏遠之地，比較好的是浙江。將來北方怕要蹈兩湖覆轍，因為窮人太多了，(其實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般人生活狀況還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總感覺著全個北京將要有大劫臨頭，所以思順們立刻回來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張。但天津上海之遭劫，總該稍遲而且稍輕。你們回來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強安居。還有一種最可怕的現象——金融界破裂。我想這是免不了的事，很難捱過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國中產階級真都要餓死了。”

　　中國青年黨《醒獅》雜志（1922年9月，第二號）：

　　“…農民大量棄地逃荒，究其個中原因，與布黨黨眾借勢煽動底層貧民搞的‘平糶阻禁運動’有密切的關系。該運動的本意，是底層貧民擔憂一旦遇上青黃不接的年份，省內糧價暴漲，進而威脅自己生計，故而以農民協會的名義，禁止一切糧食出境。這種措施既然是貧農自己所定，本來理應對貧農有利。但實際卻不然。措施最先損害的便是佃農、自耕農的利益，其后才是中農、富農和地主們的利益。因為這些農民，都有在市場上自由出賣糧食的需求，然‘平糶阻禁’之后，糧食不能在豐收與荒歉之間流動，導致其價格極低，種地反成了虧損之事，政fǔ催還田賦，地主即推谷賣不出去，政fǔ對此也無計可施；無力抗拒政fǔ催賦的自耕農和佃農，則紛紛拋荒或違背租佃契約逃走。佃農、自耕農們放棄種地之后，糧食大量減產，貧農們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嚴重的是：貧農們這樣鬧，將糧食控制在省內，不許外運，導致鄰省駐軍的補給都出現了問題，激起了軍隊廣大士兵的憤怒。”

　　“而貧農們之所以能夠將‘平糶阻禁運動’付諸實施，是因為他們掌控了農民協會。據時人的調查，農民協會不僅參加鄉村統治權，而且在一些偏遠地方還取代政fǔ，實行所謂的‘農協自治’，執行司法行政大權，一切，遂成為一個農民專政的機關。不但鄉村的一切權力歸農會，并且已經進一步蠶食、干預縣政fǔ，幾乎所有的農民問題都要交給農會，工人問題要交給工會，學生問題要交給學聯才能解決，而縣政fǔ則mén可羅雀，簡直等于一種裝飾品。可以毫不客氣的說，由于布黨的煽huò，一些地方的統治權在城市確已轉到了工會，在鄉村中確已轉移到農民協會手中。”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遍及多省之農岷韻動，雖然由布黨包辦，但發動起來之后，卻已不受布黨的控制。在農協會的旗幟下，起來了的農民已近百萬人，但絕大多數的農民協會，都不在布黨的控制之下；許多則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為社會危害。輿論批評洶涌而至，以至于農民協會不得不做出對各級農協進行‘洗會’的決定。”

　　“該決定主要提出兩點要求：一、為使真實農民意見，在各級協會中充分表現，鄉農協執行委員須絕對是耕田農民、專營手工業者，或體力勞動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應嚴加淘汰；二、區農協執行委員五分之三須屬真實農民，專營手工業者，或體力勞動者亦可，五分之二則屬于有職業的知識分子，或是行動上表現為農民謀利益的人。帶有流氓地痞xìng質的人，即應嚴厲防止，以免擾露àn農民組織；該決定試圖補牢于亡羊之后，但這次整頓卻沒有被嚴格貫徹下去，中途流產。農民協會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來越被人所詬病。甚至于其黨內亦有悲觀失望者，其領袖何向仲亦曾言：‘照他們這樣胡鬧，中央只好關mén，還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膽說一句：農民協會是一個空前的錯誤，黨內眾同志都應該明明白白承認的。我們看，農產品被摧殘完了，工商業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還革什么命’”

　　梁啟超家書：

　　“近來連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趨到激烈，而且對于工運農運學運之勝利似起了無限興奮，這也難怪。本來中國十幾年來，時局過于沉悶了，人人都厭倦到極，想一個新局面發生，以為無論如何總比舊日好，雖以年輩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況青年們。所以你們這種變化，我絕不以為怪，但是這種希望，只怕還是落空。”

　　“我說話很容易發生誤會，因為我向來有那些歷史在前頭，更何況又為進步黨領袖。其實我是最沒有黨見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國nòng好，我絕對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從不采那‘非自己干來的都不好’那種褊狹嫉妒的態度。…如今中國受病的總根源，在于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我所謂上層下層者，并非于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ròu。這種實例，舉不勝舉，我也沒有恁么閑工夫來列舉他。…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然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所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而已。”

　　“…近來各地方軍閥們已不堪布黨的逼迫，此前已經翻過臉，宣言‘討赤’，而且殘殺的程度比北方厲害多少倍。同時布黨勢力范圍內也天天殘殺所謂的‘右派’。(前面那幾張紙都是十天以前陸續寫的，現在情形天天劇變，很有些成了廢話了。)據各方面的報告，最近三個禮拜內雙方互斗，軍閥殺布黨，布黨殺軍閥——明殺暗殺合計——差不多有數千人送掉了，中間多半是純潔的青年。可憐這些人稀里糊涂的死了，連自己也報不出帳，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說了。尤可駭怪者，布黨內部自己的左右派也火并起來了而且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勢，而為達自己的目標，其各各又分頭去勾結地方軍閥說軍閥固然不要臉，那么這‘黨閥’還象個人嗎？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可見所謂什么為主義而戰，都是騙人的勞什子，現在揭開假面孔，便原形畢lù了”

　　“…思永來信說很表同情于布爾什維克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并非是怕我們家里有布黨分子，實在是因為看見象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的前途擔驚受怕，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你們別要以為我反對共有主義，便是贊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布黨還厲害。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態和共有主義同一的‘脈論’，但我確信這個病非‘共有’那劑yào所能醫的。我現在開出的是另外的方子（這方子是進步黨內集思廣益的結果，不是我一拍腦子想出來的），這方子也許由中國先服了，把病醫好，將來全世界都要跟我們學，我自擔任國務總理以來，便一直在照這方子給中國抓yào。思永不是經濟學專mén家，當然會誤認毒yào為良方，但國內青年象思永這樣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我想說的，是多給我一點時間，等我的方子出來實效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罷。”

　　《自由中國》雜志（1922年10月）：胡適論《通往奴役的道路》：

　　“…那時候我與這位朋友所講的那些人有同樣的錯誤（信奉社惠主義）。現在我引述一句。在那一段時間里，我還經常對我的學生們說：‘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后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惠主義。’我當時講了許多話申述這個主張。現在想起，應該有個公開懺悔。不過我今天對諸位懺悔的，是我在那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在當時，一班知識分子總以為社惠主義整個cháo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我自己現在引述自己的證據來做這個懺悔…”

　　“現下共有主義思cháo的泛濫可以說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什么教訓呢？這以可分三層說：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么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于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之徒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羅蘭夫人就曾說過，‘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而現在我們應該醒悟了，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還是用一句兩年前的老話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的新奇，那種主義如何的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是多得很。我們不去研究工人農民商販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惠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地方軍閥勢力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經濟差距問題如何解決，卻高談無政fǔ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夸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現在這夢已經讓血浸透了，醒醒吧省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