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一十九）如此工運
高科技軍閥（三百一十九）如此工運（三百一十九）如此工運 現在的上海外灘，原來外國租界的房頂上鋪的幾丈寬的外國國旗、沿線街道拉上的鐵絲網和筑起的沙袋工事，以及許多全副武裝的站崗外國兵全都不見了。盡管租界已經成了歷史名詞，但華人外國人在這里的生活并沒有什么改變，南京路淮海路一帶依然熱鬧非凡。
原來租界外面鱗次櫛比的商家店鋪都一如既往地開門做生意，黃包車上坐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招搖過市，濃裝艷抹的賣笑女子當街拉客，酒館飯店和以前一樣生意興隆，吆五喝六推杯換盞之聲不絕于耳。
劉上尉和部下們走過著名的“新世界”娛樂場，這一帶因為沾了原來租界的光所以也很繁華，電影院正在上映美國的新片子，妓院開門納客，店鋪老板們臉上掛著職業的謙恭笑容，把生意照樣做得火紅。而那座類似羅馬斗獸場的橢圓形建筑物“新世界戲院”，則好象一座漂浮在霓虹燈廣告海洋上的五光十色的歡樂島嶼，洞開的大門深處，一陣陣高亢的越劇唱腔伴隨觀眾的喝彩聲和喧天的鑼鼓不絕于耳。
“…長官請進！歡迎光臨！”精明的老板看到這些帶槍的軍人，連連點頭哈腰，親自遞上“大前門”牌香煙，“上頭有令的說，長官只收取百分之五十茶錢，士兵可免費接受慰勞一次。還請弟兄們多多照顧生意！”
聽了老板的話，劉上尉不由得心下大喜，便欣然帶著部下進去了。
在一番心滿意足之后，劉上尉和五個部下算了帳離開，剛走出門口，卻被幾個學生模樣的人堵在了那里。
“你們身為軍人，竟然公開嫖妓！”
“軍閥的走狗，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你們不配有軍人的稱呼！”
“你們還有點軍人的樣子嗎？是軍人就應該關心政治風云，不該去關心風月！”
剛剛興奮過的劉上尉和幾名部下讓這些人沒來由的辱罵弄得有些光火，但面對這些年輕學生，他們還是不愿意動粗。
“呵呵！你們管得還真寬啊！”一個無比譏誚的聲音響起，“誰在那里說風云風月的？”
這個人的聲音雖然不大，但卻雄渾有力，一下子便把幾名學生嘰嘰喳喳的聲音壓了下去。
劉興陽上尉和部下循聲望去，看到一個身穿黑色西服歪戴著禮帽的人從臺階上踱了下來。這個人面貌俊美，但是臉上的卻有一道不合時宜的傷疤，就好象一件精美的價值不菲的宋代瓷器有了殘損，讓人沒來由的感到可惜。
“你是誰？”領頭的學生大聲的問道。
“我叫，是個只談風月，不談風云的家伙。”對方打了個哈哈，說道，“談風云很危險，風云說白了就是政治。我等小民，活著不過是圖個三飽一倒，操那份閑心干嘛？而風月你怎么談都很安全，寫金瓶梅的人都沒有掉腦袋，我們還怕什么？你們諸位不是今夜寂寞，血氣上涌無處發泄，想寫點文章，但又怕惹事，于是想來這里參觀效仿，寫點涉性之文吧？”
“你…誣蔑！”聽到說出的譏諷之言，幾個男女學生的臉一下子漲紅了起來。而周圍聚集的圍觀人群則發出了陣陣哄笑聲。
“這有什么，你們都是讀書人，應該知道，咱們中國第二大正經人孟子說過：‘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可見，即使圣人，也知道這性和愛的重要。”哈哈大笑起來，象是捉弄似的看著一個女學生羞紅的臉蛋，“你們可能不知道，咱們華夏古人對性是相當開放的，起碼不亞于今天的美國。畢竟美國還沒有一條法律督促青年男女必須makelove。而在咱們中國古代，還真有過這樣的法律規定呢。”
聽到說出這么一句，周圍的人群一下子安靜了下來，學生們也面面相覷，可憐的劉上尉和五個部下更是大眼瞪小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愿聞高論。”面對的調侃，學生首領這時反而冷靜了下來，他向拱了拱手，“先生此言，不知有何出典？”
“出典當然有，今天我就免費給你們這些娃娃上一課。”呵呵一笑，說道，“《周禮媒氏》里有這樣一段文字：‘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不用令者，罰之。’”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在春暖花開的時候，沒有性伴侶的年輕男生女生要在一起親熱，即‘奔淫不禁’。而且還規定，如果不親熱，就要受到處罰。”打量著面前的青年學生，笑道，“也就是說，你們這些人如果放在古代，不親熱的話，要挨罰的，至于是打屁股還是捆綁，就得看你們各自的喜好了。”
聽到說的最后一句話，幾個男生似乎明白了過來，臉一下子變成了豬肝色，而幾個女生則顯得有些茫然，似乎是不明白這句話代表的什么意思。
“你們可能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我除了表示羨慕，也有一點憤怒，我知道，這條規定的出臺，倒不是為了滿足老百姓的，而是出于繁殖人口的需要，對當權者來說，催人尋歡，就是逼人配種。因為只有人口增多了，國家的力量才會更大。而當權者，才會‘人多勢眾’，如同現今之蘇俄…唉呀，怎么又講到政治了，說好了只談風月不談風云的，口誤口誤，不好意思哈。”
“還有，《史記》上也記載了一個‘州閭之會’的情景。大意是，青年男女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情罵俏，等到了晚上，大家喝的都春心蕩漾的時候，組織者就把大堂上的蠟燭吹滅，每個人都把衣服脫了，心曠神怡起來。”
“這個場面我無法無想象，但我估計，要放在今天，警察局是得要來過問一下的，而且，按一個人五千塊的罰款的標準，還能給國家創收不少。”
“簡單地說了上面兩件事，可以看出來，俺們的老祖宗們不全是柳下惠那樣的‘性排斥者’，其實，大多數人還是很‘能玩’的。也正是這種‘能玩’的精神，才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并繁衍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炎黃子孫。”
“真的，同學們，這不是什么丟臉的事！性和吃飯、喝水一樣重要，性快樂是老天賜予人類的恩惠。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忍受了太多的苦難，擁有一份這樣的快感，有什么不好？”
“咱們中國頭號正經人孔子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他對性并不拒絕。他編訂的《詩經》中，涉及大量性的內容，很多貌似高雅的詩句，細細品味起來，多少都有點那個兒童不宜的說。”
“所以，自南宋開始，道學家們對《詩經》的批評窮兇極惡，特別有個叫朱熹的偽君子，此人對《詩經》更是咬牙切齒。《國風》有二十幾首作品被他斥為‘淫奔者之辭’。而對于《鄭風》，他更是瘋狂地咒罵，他認為鄭人的詩歌有些簡直是女人賣騷之作，真是不要臉到家了。”
“可正是這個相當‘要臉’的朱熹，卻騙了個尼姑泄欲。看來，偽君子往往比真小人在上更來得生猛。他們不過是要求百姓節欲，以方便自己的亂淫！”
“眾所周知，在咱們中華文化當中，性是個回避不了的主題，中國很多文人，都涉及過性的描寫。比如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他寫的《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就是一個口無遮攔的性樂文章。大文豪蘇東坡也是個‘口頭淫蕩’分子，他部分作品中也有涉淫的嫌疑，比如，他寫的《戲贈張先》，擱今天估計沒有那家報紙敢給他發表。”
“詩曰：‘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發對紅妝。鴛鴦被里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相信幾位同學對這句‘一樹梨花壓海棠’應該不陌生吧？”
“最后這個‘一樹梨花壓海棠’，寫得很色，也很香艷。看，那位男同學臉紅了，我說，你不是曾經用這個話來夸過自己吧？唉，這都是不學無術的后果啊。打根上說，這是挖苦那個吃嫩草的老牛的玩笑話。你們這些年紀輕輕的娃娃，跟著起什么哄呢？”
“當然了，蘇東坡畢竟只是有點兒名氣的小人物，他再張狂，也得注意點兒分寸，說話還是比較含蓄的。而宋朝那位大才子宋徽宗是不用管什么規矩的，反正大宋朝的道德和法律都是他們趙家拍著屁股定的，當皇上的即使色情透頂，誰又敢放個屁去？”
“話說這個宋徽宗，雖然有著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可家花就是不如野花香啊，他老人家看上了名妓花魁李師師，一有空就順著暗道去，還要太尉們給他把風，結果引來了梁山賊寇。有一次，他激情燃燒過了以后，竟然寫了一首艷詞，成了千古絕唱。”
“詞曰：‘淺酒人前共，軟玉燈邊擁，回眸入抱總含情。痛痛痛，輕把郎推，漸聞聲顫，微驚紅涌。試與更番縱，全沒些兒縫，這回風味忒顛犯，動動動，臂兒相兜，唇兒相湊，舌兒相弄。’”
“只有宋徽宗這樣的亡國之君，才寫得出如此不要臉的淫詞來！”一個學生憤怒地大吼起來。
“本人才疏學淺，這個詞寫的好不好我不懂，可我讀的時候，感覺挺實在的。”笑道，“奉勸諸位同學，不要總想著看著別人的，要想正人，先正已身。”
看著面前的青年學生，突然收斂了臉上的笑容。
“我知道你們當中不乏信奉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當然‘共有共妻’也在其中。”冷冷地說道，“不知這‘共有共妻’，諸位是否也是心向往之的？”
聽到的話，圍觀的人群再次爆發出了哄笑聲。
“在我看來，這古時‘奔淫之令’和宋徽宗的淫艷之詞，也許還比不上這‘共有共妻’來得更為荒唐。”笑道，“今夜狂冷，被少床寒。諸位同學回去后夢中，誰與儂‘唇兒相湊，舌兒相弄’？哈哈，若是想提前進入‘共有主義’之社會，諸位同學相互間倒也不妨一試，總好過沒來由的在這里拿道德大帽子壓人。”
周圍再次響起了哄笑聲，幾名學生悻悻的轉身快步離去，幾名女同學捂著耳朵，仿佛聽了剛才的話，自己便已經失去了一般。
看到學生們離去，劉興陽上尉和幾名士兵如臨大赦一般，劉上尉上前和寒暄起來，只是微微一笑，擺了擺手，表示沒有什么。
“這些學生太容易受欺騙了。”嘆息了一聲，“還需要好好教育才是。”
“兄臺所言極是，”劉興陽感激地說道，“還是兄臺見多識廣，我們這些人肚子里沒有墨水，哪怕明知道他們說的有問題，也講不出個道道兒來。”
“不要緊，他們胡說八道的日子，不會有多久了。”的眼中突然閃過凌厲的光芒，“會給他們一個總的解決的。”
1922年8月，中華民國國務總理梁啟超家書：
“…目下時局變遷又有可憂之處，布黨雖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但其最終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往后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布黨分子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的鋪子十有不能開張，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我想他們若是到了北京，我除了為黨派觀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大約還不至和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了。)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布黨只知放火，而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現在軍閥游魂尚在，我們殊不愿對布黨決戰，蓋民主之國，容忍異見，不可因政見之不同而以武力討伐，以至流血漂杵。但若是彼輩統一后，又終不能不為多數人之自由與彼輩一拚耳。”
1922年8月，中國共（布）黨負責人之一劉克思給領袖何向仲的書信：
“…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倘若你們看看汀州的工人運動是‘左’傾得‘豈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罵白區民營企業的工人‘要求過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訴你：這還算不了什么！今年武漢、長沙、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還嚴重到十倍！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這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工會是第一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權力有時超過正式政府，您總聽說過吧？…這些事干起來而且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這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人與學生及民間團體的非難，就隨著這種‘左’傾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當時是我黨黨員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我黨身上。人們并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于我黨的指示，這就影響我黨與各方面的關系。現今武漢失業工人救濟局有過一份統計，稱日前武漢有失業工人14萬人；武漢地方政府內部的報告中，民政部長陳光遠則有另一個數據：‘失業的將近二十萬人。’統計局所估計的數據，則是‘失業的工人現共有三十萬之多。’”
“據張托立同志報告：工人們不但以武裝化的糾察隊封閉商鋪廠店，強迫店主廠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業工人和店員向雇主算賬，不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補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幾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這樣激進的結果，自然只能是雇主關閉商鋪廠店逃亡。張托立同志還記載了運動的一種惡性循環——隨著工廠的紛紛倒閉和雇主的紛紛逃亡，失業的工人越來越多，其結果就成了工人們一方面要工廠復工，才不致失業，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使企業更難經營——失業時間越長，工人生計越艱難，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就提得越高，企業就越不敢重新開張…”
（三百一十九）如此工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