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二十四）游行

高科技軍閥二百二十四游行　　�“說的不客氣一點，你曹總長是在走鋼絲撞大運。章宗樣的聲音透著深深的憂慮，“你既然清楚日本人是算政治帳的，還要借這些錢花，這是在碰僥幸。而且一旦傳到民間，你曹總長賣國賊的名聲，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賣國賊什么的名聲，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為國家做一點實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號有什么用？。”曹汝霜聽到了窗外隱約傳來的示威呼喊聲，并沒有在意，說道，“日本人雖有圖謀，還得看我們如何利用，段督辦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政府實力，使政府有力量號令全國，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資發展經濟。如能使國家走上正軌，幾年后，必有統一強大之中國出現，斯時以前的那些約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議，甚至于和各國所訂之條約，凡損及我主權者，也都可以爭回。所以這也是為什么段督辦請我出山擔任交通總長，我躊躇再三，還是答應了的原因。”。

　　聽了曹汝霜的解釋，章宗祥和陸宗典都明白了過來，不約而同的點了點頭，但臉上憂慮的神色仍未消失。

　　“當初孫氏允諾滿蒙歸日本，也是想以此獲得上位之資本，結果最后落得個事敗身死遺臭萬年的下場，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孫氏當年之舉，不可不為段公戒。…”章宗祥說道。

　　“段公于“二十一條，交涉期間，一意主戰，本為最堅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非但國民訝異，就連我等，也是難以理解的…”陸宗典嘆息著說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來其實還是要差上了一層。”。

　　聽了陸宗典的評價，曹汝霜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凱，也都禁不住嘆息了起來。

　　作為北洋系的資深官僚，曹章陸三人對袁世凱和段棋瑞的認識，都比較深刻。作為現在北洋系的第一號人物段棋瑞，雖然是優秀的軍事將領，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和領袖，比起他曾經的主公袁世凱來，都要差上一些。但段棋瑞的志向卻并不比袁世凱小。段棋瑞志向遠大，而且意志堅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認準了，無人能夠撼動他的意志而他現在想要做的，就是讓中國在他的手中實現統一和強盛。

　　袁世凱死于帝制自為，最終的后果，造成了中國的南北分裂。而多少年的公論，分裂的中國是不可能強大起來的，若要中國富強起來，就必須實現真正的統一。而段棋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認為國家不但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南北分裂的趨勢反而越來越明顯（在段棋瑞眼里，楊朔銘已經成了南方最大的軍閥）。段棋瑞苦于自己手中沒有象樣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擁有武力，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行的。

　　當時的北京政府，雖然未必象許多報紙諷刺的那樣，政令不出都門，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況下（相比之下，倒是楊朔銘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此，時不時給中央政府一些接濟），其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幾條有數的鐵路收入和北京市內崇文門關稅再就是支付庚子賠款和其它借款的關余和鹽余。這點錢，事實上連維持中央政府和直屬軍隊的日常開支都不夠。而歐洲來援的用于參戰的款項一直是由外國人經理的，專款專用，截流很少。除了財政和交通兩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門一律欠薪（海軍部之所以倒向楊朔銘，除了眾所周知的原因薪餉的解決也是一個重要緣由）。發行公債，一開始還可以籌到點錢，但到后來卻總是無法歸還本息，最后也就發不動了。盡管如此但段棋瑞的意志，并沒有因此而動搖。

　　為了能夠籌到錢段棋瑞想到了在弘憲帝國覆亡后一直賦閑在家的曹汝霜，便一再請其出山。而曹汝霜此時已經被西原龜三找過了，他了解到了日本政府有意資助段棋瑞統一中國，也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因而就答應了段棋瑞的請求。

　　在和西原龜三接觸多次后，段棋瑞也了解到了寺內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資助，正象曹汝霜說的那樣，是想利用日本的財力完成全國的統一。

　　對于滾滾而來的日元背后的陰謀，段棋瑞其實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堅定地認為，一旦中國實現統一，變得強大起來之后，剩下的事情，還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們看來，這樣的想法可以說是自己給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當時而言，持這樣功利主義的政治家不在少數。從康有為到孫中山，都有過出賣國家領土主權換得中國改革強大之資本的設想和行動。段棋瑞有這樣的想法，其實一點兒也不奇怪。

　　此時曹章陸三人還在趙家樓曹談霜私宅內談論，他們全然不知，很快，一場大禍即將臨頭。

　　北國的春天，來得遲，去得早：“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蹤，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內，春光就會同飛馬似的溜過。屋內的妒子，剛拆去不久，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才�行。”正因為北京的“春光。”稍縱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賞的游戲。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來，絕非表達文人雅興的恰當時刻。

　　6月4日算得上是個無風的睛天，卻此時的人們，卻總覺得頭上是一片陰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們的愛國熱情，也在這個時候，一天天地高漲起來。

　　北京的承天門前，正陽門里大道兩旁的槐柳，被一陣陣和風吹過搖曳動蕩，而從西面中央公園的紅墻里，卻飄散出來各種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風小的時候，也還可以聞到。但在這一天，北京的學生們卻并沒有賞花的“閑情逸致””在他們的心里，一心想著的是“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1920年的春天”已經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來的巨大危機，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轉而投向了承天門前吶喊的青年學生們。

　　以紅墻為背景而又無意于觀花賞木的約姓胳青年學生，正手舉白旗，在那里列隊示威。學生們有的穿著夏布大褂，有的戴著蒙古式的毛絨帽子，學生中穿長袍的占大多數，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氣候，實在說不準。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獨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頭，亦不妨稱為冬的尾，總之風和日暖讓人們著了單夾可以隨意徜徉的時候真是極少，剛覺得不冷就要熱了起來了。盡管大清早雖然還有點微涼之感”到了午間卻已讓人感到煩熱，誰愛穿什么樣的衣服，此時其實已經無所謂了。

　　中午以后，天氣漸熱。在這大熱天里，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學生同處于烈日之下，雖無厭倦之容，卻難免有綴恨之態。

　　承天門始建于明永樂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門。清順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樓的基本格局沒有大的改變。從承天門到與之相對的中華門之間”即為御道，兩旁為明清兩代的中央政府機關。即便進入民國，戶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舊提醒著此處乃是無可蘀代的政治中心。從皇帝舉行頒詔儀式的神圣禁地，變為青年學生表達民意的公共場所，承天門的意義變了，可作為政治符號的功能卻并沒有變。集會、演講、示威于承天門前，必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這幾乎成了達世紀中國政治運作的一大訣竅。地方寬敞當然不無關系”可更重要的，還是因其象征著政治權力。

　　學生們的行動早就驚動了報劉媒體，當記者們趕到承天門時，學生不過聚集了六七百人。然而過不多久，便有大隊學生手持白旗，紛紛由東西南三個方向云集而來。

　　對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這次大規模學生示威游行的全過程，當時的《京華日報》記者寫下了這樣的記錄：

　　“法政專門學校代表等大家到齊”學生們便要游街示眾，叫我們國民也都知道有這種事休。游街后再到東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國使館提出說帖，表示我們的意思。完后還要轉到這里，開會商議善后辦法。“……教育部某司長勸說無效、步軍統領李長泰急忙趕來承天門”立于紅墻之下，勸說學生，學生代表又向李統領婉言曰：“我們今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愛國的意思，一切的行動定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各校學生大呼走走。李統領亦無言，旋取下眼鏡，細讀傳單，半晌后對群眾曰：“那么，任憑汝們走么。可是，千萬必要謹慎，別弄起國際交涉來了。，言畢，囑咐警吏數語，即乘汽車而去。學生全休亦向南出發。”。

　　“今參加游行的13所學校，處在東西長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北大學生因與前來勸說的教育部代表辯論，耽誤了不少時間，故最后一個到達前。”。

　　“學生的意愿，最早的設計，確實就只是提交說帖，表達民意。這一點，從北大學生羅家倫所擬的《北京全休學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學生用白話文草擬群眾集會的傳單，簡單明白，流傳甚廣，現錄如下：“。

　　“現在日本以向我政府借款為名，欲圖管理我事，控制我國金融，眼看就要成功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欺侮！國家要滅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此通告雖慷慨激昂，其實沒有采取激烈行動的想法，只是呼吁國民起來關注政府日元借款問題。所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也只是寄希望于“國民大會，之召開。相比之下，北大某學生所擬的《北京學生界宣言》，便要激進得多，現錄如下：…”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隸牛馬之苦，極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后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此雖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未見游行學生準備手槍炸彈。晚清之俠風高揚，暗殺成風，國人斯時記憶猶新。自民國建立以來，政府嚴禁會黨活動”譴責政治暗殺（起碼表面上如此），而北大學生宣言之放言手槍炸彈，與其時之流行無政府主義思潮，不無關系。兩份宣言之微妙差別，隱約可見學潮中之不同聲音也。”。

　　“學生之所以集會承天門前”因此處及西側的中央公園，乃民初最為重要之公共活動空間。承天門附近，明清兩代均為禁地。民國肇興，方才對外開放，東西長街頓成通衢。遂不得不雖營公園為都人士女消息之所。社稷壇位于端門右側，地望清華，景物矩麗，乃于民國三年十月十日開放為公園。民國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選擇中央公園：至于大型群眾集會”則非承天門前莫屬。…”

　　“最先至者為高師、匯文兩校，北大因整隊出發時，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長官前來勸阻，理論多時，故到最遲。凡先到者軌歡迎后來者以掌聲，而后來者則應和之以搖旗，步法整齊，儀容嚴肅，西人見者”莫不嘖嘖稱贊。學生游行并不妨礙治安，故被作為文明社會的表征”得到相當廣泛的同情。”1

　　但此時的記者們也并沒有想到，這一回的學生集會和以前可是大不相同，因為組織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學校，而是學生們自己。走上街頭的學生”他們的抗議游行，既指向列強，也指向當局。集會上，最引人注目的標語”是北大學生在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的“還我主權…”四個大字。

　　在學生們陸續到齊之后，學生領袖們的演講便開始了。

　　“此時在偌大的承天門廣場上”并沒有擴音設備，演講者站立在方桌之上，雖然慷慨陳辭，但現場中大部分人實際上聽不清演講內容，只是因為有很多標語，加上不時呼口號，知道大致意思。但這已經足夠了，讀過宣言之后，呼過口號，隊伍開始向南、向東、向北移動…”“四學生代表前往美國使館交涉，美使不在，學生遂留下言辭懇協之“說帖”其時國人對于美利堅合眾國及其總統威爾遜大有好感，故直率陳詞，請求美公使轉達此意于本國政府，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諸國使館也有學生代表前往交涉，亦答應代為轉呈說帖。至于申請穿越使館區游行，始終未得到允許。學生之所以欲往東而非向北，顯然是沖僅有一街之隔之日本使館。”。

　　“此前步軍統領李長泰勸說學生之言，乃當局最擔心游行引起國際糾紛。而學生游行皆尊守法度，未有絲毫過激行動，其愛國又不失理性可見一般。”。

　　“該學生隊伍于午后二時三十分整隊出承天門，折東進東交民巷西口，至美國使館門首，遂被兵隊阻止。該代表等從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轉北往富貴街，東行過御河橋，經東長安街南行，經米市大街進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進大羊宜賓胡同，出東口北行向東。”。

　　“學生欲通過東交民巷往東而行，該處軍警竟然不許通行。學生頗受激刺，不得已折而往北，出王府井大街，經東單牌樓，向趙堂子胡同，入趙家樓曹汝霜之住宅。”。

　　“至于到東交民巷之不讓學生游行隊伍通過，有中國政府的關照，也有辛丑和約的限制。東交民巷最初為名東江米巷，乃明、清兩代屬于承天門前“五部六府，范疇。乾嘉年間，乃設供外國使臣臨時居住的“迎賓館。”鴉片戰爭之后，更陸續設立英、俄、德、法等國使館。庚子事變中，西太后縱容甚至慫恿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清廷被迫與八國聯軍簽訂辛丑和約，此后，東交民巷即成變相之“租界，矣。”。

　　“東交民巷一帶，東至崇文大街，西至棋盤街，南至城墻，北至東單頭條，遵照條約，俱劃歸洋人地界，不許華人在附近居住。

　　各國大興工作，修建兵營、使館，洋樓高接云霄。四面修筑炮臺以防匪亂，比前時未毀之先雄壯百倍，而我國若許祠堂、衙署、倉庫、民房，俱被占去拆毀矣。傷心何可言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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