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外國人和外省人比巴黎人還多。
——巴爾扎克 當馬車轆轆的駛過塞納河畔時,亞瑟隔著燦爛的陽光審視著這座城市的輪廓,心里忍不住把眼前的風景與四年前的記憶做起了比較。
四年的時間,哪怕放在人的一生之中,也是一段不短的時光。
但是對于一座城市而言,四年的光陰有時候顯得很短暫,有時候卻顯得很漫長。
1833年,他第一次來巴黎的時候,霍亂的余波還沒有完全平息,這里的政治氣氛因為1832年六月起義的影響,還顯得很緊張。那時的街頭,四處都彌漫著一股被石灰水覆蓋的酸澀味道,許多小街小巷的下水道溝渠里還積存著許多腐爛的垃圾,雨天一來便污水橫流。
他還記得自己有時候一不注意,踩在石板路上,褲腿上還會被濺起一堆泥點子。
但四年后呢?
當然,巴黎的城市面貌從外面看,貌似并沒有什么變化,沒有興建太多的房屋,也沒有多出太多地標性的建筑。
但至少在塞納河兩岸的幾條大街上,市政官員似乎真的做了些功課。
石板鋪得更整齊了,幾處低洼的地方再沒有看見成片積水。
街道上行人雖然看起來依舊擁擠,但腳步卻沒有了當年的踟躇。
當然了,這樣從小處做文章的市政理念,或許也和執掌巴黎城建計劃的塞納區行政長官朗比托伯爵的執政觀念密切相關,朗比托伯爵和他的前任長官德·沃威克伯爵一樣,他們與拿破侖帝政時期的前輩們有所不同,他們都不喜歡重用支持重大城市建設計劃的專家們,而是青睞小規模的工程改造計劃。
按照朗比托伯爵自己的話說,那就是,他尤其鄙視那些將給城市風貌和居民生活帶來惡果的宏觀框架。
因此,自拿破侖帝政時代終結后,原本巴黎計劃進行的各項大型工程建設有一大半都胎死腹中。
當然了,大型工程建設計劃停止,不代表巴黎的市容市貌就沒有變化,只不過新的市政官員們所取得的成就大多是在小范圍領域內的,大量的精力被用在了維護和翻新公路以及鋪設馬路,用在了疏通運河和解決水供應的問題上。
許多拿破侖時期的遺留工程,譬如烏爾克運河、許多城市市場、飲水設施、排水設施和街道照明設施在這二十年中相繼竣工并投入使用。
除此之外,他們還花了大力氣整頓房屋建設問題并大力推進了城市綠化工作,市政廳嚴格限制了新建房屋的位置,并要求所有翻修房屋必須與原有的房屋和街道相協調,所有巴黎的主干道路兩旁全都栽上了樹木。
正如德·沃威克伯爵在卸任塞納區行政長官時的演講上所說的那樣:“我認為,使人民生活美好、幸福安康才是真正的政治。而我的使命就是為巴黎人帶來新鮮空氣、水和綠蔭,而我也非常慶幸,我做到了。”
不過雖然市政廳一直致力于改善巴黎的市容市貌,但他們總歸有不少做的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巴黎的西岱島,這個和倫敦東區幾乎可以等量齊觀的地方,雖然四年過去了,但是那里陰暗、潮濕,建筑物擁擠的情況依然沒有多少改善。
這座本該連接起塞納河左岸和右岸的交通要道不止沒能發揮它原本應該發揮的作用,反倒是發揮了阻塞交通的負面影響,而這還是在最近十年,市政廳已經給西岱島修了七八座橋的前提下做到的。
但是作為常年在倫敦生活的新倫敦人,亞瑟倒是挺能理解這種現象的,雖然巴黎在近二十年中新建了大約一百條街道,城市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但是作為一座工業時代的中心城市,城市規模擴張的速度總是趕不上人口涌入的速度。
以致于外國游客們經常能驚訝的看到宮殿與平房為鄰,大教堂與養雞場相對的情況。
而且巴黎還有一個與倫敦大不相同的地方,在倫敦,通常是窮人住在一個地區,富人居住在另一個地區。而在巴黎,這里的居住條件卻是垂直分層的,許多窮人和富人會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只不過窮人通常住在高層,而富人則住在低層。
只不過,或許是受到了倫敦的影響,巴黎的富人和權貴慢慢的也不樂意與窮人們擠在城市的中心區域居住了,他們開始逐漸向著偏遠的巴黎西部遷移,去住那里由各個大地產商開發新建的各色豪華別墅,而巴黎的東部和中心區則正在迅速淪為窮人聚集的地方。
并且這兩年,巴黎人的娛樂方式也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由于1828年和1836年,法國政府先后下令禁止了賣淫和賭博,這兩項措施導致其他形式的消費活動出現了,人們的精力和能量開始轉移到了新開發的各種拱廊購物街。
并且由于這些購物街往往靠近劇院和咖啡店,所以很快也帶火了周邊的娛樂產業。
巴黎的大眾劇院和舞廳也紛紛在第三區的圣殿大街開業,從圣馬丁街向西到第二區的蒙馬特路,那里的劇院專為各類資深愛好者和富裕人家演出半包場的情景劇。而從蒙馬特路走到意大利路,這條路上除了各種私人地下賭場和豪華風月場所以外,還可以看到許多時髦的外國餐廳和咖啡館,其中最受小布爾喬亞追捧的莫過于巴黎咖啡館了,再然后則是以提供冰水而聞名的托爾托尼、梅森金色青年和英格蘭咖啡館。
馬車緩緩在意大利路上停下,正對著巴黎咖啡館。
這里的門面雖然不如盧浮宮那般恢宏氣派,卻帶著某種小資產階級專屬的時髦張揚。
寬大的玻璃櫥窗將店內的光亮直接投射到街上,銅框門把擦得锃亮,門口的侍者身著深色外套與白圍裙,正麻利地上前為乘車來訪的客人們牽開車門。
馬車剛一停下,亞瑟便看到門口那幾位自得其樂的小布爾喬亞。
他們不過是些皮貨商、房產經紀人或者銀行的小職員,但一個個卻都拿出了金融寡頭的派頭。
禮帽非得按照許多浮夸的《紳士雜志》上說的那樣,壓到一個精確的角度,長筒靴擦得亮到能映出人影。
有人把手杖橫在臂彎里,仿佛那根雕花的木頭就是他的家族徽章。
有人則用力抖開披風,好讓其他人都能瞧見他鑲著金線的馬甲在陽光下一閃一閃的模樣。
他們說話時的聲音不大,但卻討人厭的非要故意拉長尾音,仿佛每個詞尾的鼻音都值得所有人駐足聆聽。
有人一邊喝咖啡,一邊故意響亮地翻開《國民報》,有人則在侍者面前挑剔冰水的溫度,明明只是尋常的消暑飲品,卻非要擺出懂行的派頭,說什么“托爾托尼的冰塊要比這里更純凈”。
一個人正講著前陣子圣拉扎爾火車站通車的盛況,聲稱自己“差點”買下第一張開往勒佩克的車票。
另一個則立刻接話,眉飛色舞地宣稱自己認識鐵路公司里的大股東,甚至暗示說內閣里某位不能提及名字的人物也在投資。
旁邊幾位則聽得連連點頭,仿佛這些捕風捉影的傳聞真的能在明天就變成鈔票。
亞瑟從車上下來時,連帽子都懶得刻意扶正,而是順手往后壓了壓。
埃爾德這種皇家海軍出身的家伙則顯得更加隨性,他單手把外套甩到肩頭,另一只手直接插在口袋里,動作談不上特別粗魯,只是看起來與這里衣冠整齊的客人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這種“懶得表演”的態度,立刻引來門口幾位顧客的暗暗側目。
有人撇了撇嘴,低聲嘀咕了一句:“外省來的。”
就在門口那聲“外省來的”還在空氣里飄著的時候,意大利路的盡頭忽然傳來一陣爽朗的笑聲。
為首的是個身材不算高大的老年人,但他的衣著卻格外的奪人眼球。
黑色的高頂禮帽,帽帶上還扣著一枚銀色飾環。深藍色的長外套在陽光下泛著微微的光澤,領口和袖口都鑲著天鵝絨滾邊,猩紅色的絲綢馬甲在外套下若隱若現,右手戴著一枚拇指指節大小的祖母綠戒指,金質懷表鏈垂落在腰間,隨著步伐輕輕搖晃。
而他手里的銀鷹頭手杖看起來就好像是和亞瑟手里那根手杖是親兄弟似的,簡直找不出半點不一樣的地方。
他身后跟著的那七八個大漢,個個肩膀寬厚,臉上帶著疤痕或刀痕,眼神凌厲,腰間插著的短刀和手槍若隱若現,活像是一隊從陰影里走出來的豺狼。
弗朗索瓦·維多克。
在巴黎,沒人會公開歡迎這位昔日的盜賊頭子、現任偵探事務所的主事人。
可他一旦出現,空氣立刻就變得不同尋常了。
剛剛還在對亞瑟和埃爾德評頭論足的客人們立馬縮了腦袋,生怕惹了麻煩會被這群人拖進小巷子里發生點什么。
“亞瑟爵士。”
維多克剛剛伸出手,話還沒說完,他的手便被亞瑟握住了。
亞瑟笑著打趣道:“維多克先生,叫我亞瑟就好。”
維多克的笑聲里帶著些江湖味:“哎呀,老弟!你來巴黎怎么也不提前打聲招呼?非得讓我這個老朋友從仲馬先生那張嘴里聽說,才知道你已經在路上了。”
他說著還故意搖了搖頭:“我維多克好歹也算是在巴黎混口飯吃的人,你要是不來找我,外人還以為是我不夠仗義呢!”
埃爾德在一旁忍不住輕咳了一聲,他剛打算插話,但卻忽然眉頭一皺,視線飄向了維多克身后的某位老熟人:“你…你是不是…”
剛剛還一臉冷酷的椰子樹忽然被他盯上,只感覺渾身雞皮疙瘩都起來了:“你大概是認錯人了。”
“是嗎?”埃爾德琢磨著:“不能啊…”
維多克看到他倆又要把當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翻出來,趕忙上來打圓場:“哎呀,卡特先生!你這眼也太尖了吧?我的這幫兄弟,哪個臉上沒有點‘紀念品’,您要是按圖索驥,那他們可就都是你的老相識了。”
埃爾德聞言倒是沒有細究,只是把手插回口袋里,畢竟如果真算起來,當年那件事也不算什么他的光輝事跡:“維多克先生,聽說你在巴黎的生意做的不錯,大巴黎警察廳如今都快成了你的分號了?”
維多克聞言,連連擺手道:“卡特先生,您要是這樣說,可就要害死我了。如今這巴黎是德萊塞特廳長的天下,我維多克哪敢去搶人家差事?不過嘛…”
他頓了頓,眼角一挑,露出了一絲狡黠:“這巴黎街頭,真要找點線索、打聽些隱秘消息,廳長再有能耐,有時候也得繞道來敲我的門。您瞧,日索凱不就是因為不聽勸,所以才在貝爾吉爾街栽了大跟頭,讓人家給哄下去了。”
“嗯?”亞瑟聞言,忽然開口問道:“您是說,大巴黎警察廳的廳長換人了?”
“沒錯,德萊賽特上位了。”維多克不屑的哼了一聲:“就是我從前和你說過的,那個以前靠著扒廳長夫人裙子上位的家伙。”
“這是怎么一回事?”
“其實也沒什么。”維多克開口解釋道:“前年貝爾吉爾街出了一起案子,大巴黎警察廳那邊收到了匿名情報,說是近期貝爾吉爾街的某家銀行將會發生一起大規模搶劫案。情報言之鑿鑿,說有一伙人數眾多的盜匪已經在秘密集結了,隨身準備持械行兇。日索凱對情報非常重視,于是下令緊急調動警力,甚至包括軍隊和憲兵,這些人被部署在銀行周邊,準備當場破獲。然而當他們荷槍實彈包圍那棟建筑的時候,去發現里面什么都沒有。”
維多克戲謔道:”沒有盜賊,沒有陰謀,甚至連可疑的跡象都沒發現。這樁烏龍很快傳遍巴黎。報紙抓住機會大肆嘲諷,說堂堂警察廳長竟然被人戲弄,把全城當猴耍。再加上日索凱之前樹敵太多,這次一下子就成了眾矢之的。輿論罵聲四起,上頭也覺得難以維持他的威信。于是,就和當年逼我離開一樣,讓他自己體面辭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