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一百零二章、國家利益

　　《女性時代》，mbc旗下的一個電臺節目，類型不太好確定，聽眾可以打電話到電臺，分享自己的煩惱，主持人又以牢騷話的形式分享給所有的聽眾，每隔一段時間，電臺會邀請聽眾比較關注的問題的相關人物進入直播間，供聽眾發牢騷。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可以提出問題，但基本解決不了問題的電臺節目，可以歸入時事，也可以歸入情感。清涼里588，一個歷史悠久的紅燈區，大浪淘沙，從南韓遍地風俗場所的時代存活下來，成為漢城三大紅燈區之首。八十年代，隨著南韓經濟的崛起和宵禁的結束，南韓允許居民晚上出門活動，清涼里588就成了很多人夜間出行的必選之地。清涼里588有200多個風俗場所，幾百名從業者在此做生意，她們也是所有紅燈區中最漂亮的一批，因此成為漢城最具吸引力的紅燈區之一，與另外兩大紅燈區清河洞梨泰院和米亞里齊名。1988年奧運會期間，為了提升城市形象，方便外國游客參觀，漢城還借鑒了阿姆斯特丹的做法，在店鋪里安裝了櫥窗，店里的招牌會站在櫥窗里搔首弄姿以吸引客人。南易坐在車里，車子停在清涼里的一個路口，右邊是在經營中的風俗店，左邊是一個劇組正在拍攝，瞄上幾眼，南易就把劇組的布景和一部電影《娼》聯系在一起。經過惠秀小姐的確認，是真的，女主角是申恩慶，一個有點眼熟的演員。車里，前排是負責開車的猴子韋厚東，副駕駛的天仙，后座是南易還有金惠秀，此時，金惠秀表面非常安靜，但胸腔里卻是火山在噴發。有病，絕對有病，坐在隔壁的男人病得不輕，白社長鄭重吩咐讓自己伴游的男人居然帶著自己來這種地方，來就來吧，不說找個酒吧坐坐，卻只在路邊當一個偷窺者，沒病的人干不出這種事情。南易：“猴子，這里什么行情？”猴子：“便宜的五萬，貴一點的三十萬。”南易：“來過嗎？”猴子：“沒有，店里的客人有不少會經常過來。”南易：“最近店里的生意是不是沒有以前好了？”猴子：“不僅吃飯的人少了，往國內匯錢的人也變少了，活沒有以前好干了。”南易：“待會留兩個你的人跟著保護我隔壁這女的。”猴子：“好。”結束與猴子的短暫對話，南易轉臉看向金惠秀，“惠秀西，白社長有沒有告訴你當我的游伴會有報酬？”“內。”“一部與香塂合拍的電影，由你擔任女主角，戲份很重，也有很大的發揮空間。這就是我給你的報酬，滿意嗎？”聽了南易許諾的報酬，金惠秀沒有表現出開心，反而滿臉警惕，“只是陪你游玩？”“當然不是，如果僅僅是伴游，我給的報酬未免太高了，你需要幫我做點事。”南易沒興趣引導金惠秀往歪處想，直接指著一家風俗店說道：“借用你兩天時間，你以體驗生活的名義和這里的從業人員聊聊，我需要知道這里的生意變化，今年的客人是不是比去年少，客人是不是變得小氣，是不是脾氣變得暴虐，是不是錢少事多，變得難伺候。還有，仔細打聽一下現在招待一個客人所需的時間和之前的變化…”看著金惠秀臉上出現“變態”兩個字，南易直接解釋道：“啊，不用誤會，我不是變態，生活壓力大，心情煩躁不僅會影響食欲，還會影響到那方面。你會出演的角色和這種場所有關，所以，體驗生活也不算是一個借口，你要是答應，馬上下車開工，有人會跟著保護你的安全。”娛樂圈不存在傻白甜，何況是南韓的娛樂圈，金惠秀從業已有多年，染缸里的事情該見的都已經見過，南易提出的交換條件簡直是vip專享促銷，她根本不帶猶豫和掙扎，直接推開車門下車。經濟好的時候，會相當緩慢地在底層人民身上體現，當經濟不好的時候，會光速體現在底層人民身上，而風俗業是經濟晴雨表里比較敏銳的一支，觀察它的刻度比看經濟數據報告要來得真切。當然，這種調查工作根本不需要南易親力親為，情報小組早就開始做這種數據統計，且持續在更新中，南易也不是多此一舉，搞調查是假，泡妞才是真。生活需要調劑，泡妞方式也要多樣化，這算是南易給金惠秀不是玩笑的玩笑，調查是假，體驗生活是真，南易要給金惠秀的角色是一個為了供男友留學，不惜淪落風塵的女子，同時為了制造沖突點，影片中的男二和女二的情況正好相反；男二為了送女友去留學，成了一個高利貸收爛賬的打手，故事的走向是留學男一和留學女二走到了一起，男的成了漢城檢察廳刑事部部長，在辦理一個案子的時候，巧妙地把男二變成某財閥公子的替死鬼。女一為了報仇，帶著遺腹子隱姓埋名，十八年后，女兒為了給父親報仇，成為idol，故意勾引男一和男一的兒子，企圖扮演貂蟬讓父子反目成仇、自相殘殺。誰知還未把男一勾引到床上，男一已經掌握了她的所有資料，糟蹋了她一夜，又把她送去給恰好犯事的財閥公主當替死鬼，同一天，女一被當作北韓潛伏的高危特工，她隱居的房子被炸毀，影片到此結束，等字幕飄過，再來一個彩蛋，女一重生到和男一第一次見面那一天。這樣一來，續集的伏筆也就埋下了，第一部可以叫《上等人》，第二部叫《人民正義》。離開清涼里后，南易去了汝矣島漢江公園，找了一個比較好的位置路亞釣。漢江允許釣魚，但要分河段，漢江公園這一段就是允許臺釣和路亞的地方，聽說可以釣巴斯魚和斑魚。巴斯魚是南韓人的叫法，在國內叫大口黑鱸，早年間南韓人日子不好過從北美引進的品種，如今日子好過了，巴斯魚又被當作外來入侵物種，凡是抓到\/釣到巴斯魚需自行處理，不許放生，一經發現就要罰款。南易所在的位置應該是釣魚客經常光顧的地方，他剛把魚餌拋進水里，一群野貓已經來到身前，不吵不鬧，就在邊上安靜地趴著，等著上漁獲。一瞧這情形，南易消磨時間的心態就變了，變得認真，要是不釣上幾條魚來喂飽這幫野貓，容易被它們鄙視。他認真他的，水里的魚并不給他面子，一個鐘頭過去，魚腥味沒聞到一絲，邊上的野貓開始躁動，你喵，我喵喵，紛紛發出討伐聲。南易不知道接著能不能上魚，正所謂羞刀難入鞘，他悄悄打發猴子去買貓糧，要有魚腥味的，魚形狀的就更好。南易在釣魚之時，青瓦臺以經濟首席秘書為首，正在召開金融改革會議，與會的有財政部次官、金融室長、央行總裁等經濟相關部門的頭頭腦腦。毫無疑問，能登上高位的人絕對沒有腦子不夠用的，南韓也不例外。任意對南韓其中一個財團進行深入分析，都可以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企業多樣化經營的程度很高。前五的財團平均約有附屬企業40家，總數為210家；前三十的財團約有附屬企業616家。這種異乎尋常的多樣化經營，主要是通過建立新的子公司實現。財團龐大、異乎尋常的多樣化經營結構，以及公開呼吁青瓦臺介入對財團的貸款，對南韓在全球成功地獲得市場份額十分重要，因為一個企業的虧損可以用另一個企業的盈利來彌補。這種廣泛的多樣化經營是對財團主要的公開批評之一，但是，這些批評或許應該考慮至少下面三點。第一點非常明顯，雖然財團被指責沒有培育核心能力，為了更充分地利用規模經濟的好處，獲得范圍經濟的好處，企業之間的動態協同效應，這些是在眾多不同的部門實行多樣化經營的正當理由，另外，毫無疑問資產多樣化降低了風險。第二點是非常容易被遺忘的一點，多樣化經營通常與分工密不可分。亖星的50家，現代的49家，lg的53家，大宇的25家，sk的33家附屬企業中，只有少數部門的少數幾家企業在總銷售中占有較大份額。亖星3家附屬企業的銷售額占總銷售額的67，盡管現代在制造業的不同部門分布比較均勻，但5家附屬企業的銷售額仍占總銷售額的70，大宇4家公司的銷售額占總銷售額的85。關于多樣化經營優缺點的第三點，也是最后一點，又與公司治理結構有關。一旦財團的結構由于企業從集團分離出去而有所變化時，公司馬上就是專業化。在過去的幾年中，青瓦臺試圖利用精心打造的信貸控制體系來約束財團多樣化經營的趨勢，誘使集團專業化，但收效甚微。這樣的多樣化經營使得財團企業負債累累，最高的已經到百分之兩千多，現代和lg的債務超過了股權的500，其他3家也不比它們低多少。高負債加上較低的盈利能力，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量企業瀕臨破產。可以這么說，即使不發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南韓自己也會爆發一次金融危機，它的內部矛盾已經積累到爆發的臨界值，按不下去了。把時間拉到十年前，南韓只有寥寥幾家財團能說清楚主營業務是什么，以大宇為例，1967年，剛成立的大宇只是一間紡織品貿易公司，一直到1972年，南韓開始實行第三個五年計劃，大力扶植重化工產業，大宇才算是借著東風開始擴張。它的擴張并不是出于大宇企業自身發展需求的擴張，而是按旨意行事，青瓦臺大手一揮，指著經營不善的雙美實業、三州大廈、新成通商、東陽證券等企業，親切地對金宇中說道：“小金，由你來兜底。”金宇中當時是不樂意的，一是看不上其中幾家企業，二是兜里沒這么多錢，但是青瓦臺覺得他看得上，那就必須看得上，金宇中胳膊擰不過大腿，一尋思，看得上就看得上吧，但是錢呢？南韓扶持財團發展的策略并不是一拍腦門想出來的，在受到日本殖民的那幾十年時間里，有不少政府高層受到過日本文化的熏陶，也對日本的經濟體制比較了解。當往前走之時，面對兩條岔路，第一條是有前人走過，陷阱已經被標注，第二條是完全沒有經驗可借鑒的陌生之路，毫無疑問，南韓選擇了第一條，摸日本過河。扶持，自然不能盲目，既要扶在點上，又要時刻掌控在手中，基于此目的，青瓦臺設計了一種以信貸為基礎的產業金融系統來建立財團，在一個資本缺乏的國家，財團不得不依靠向青瓦臺控制和擁有的銀行貸款。由于企業負債率很高，甚至超過拉美和東南亞企業，為避免破產，財團不得不與青瓦臺保持良好的關系。青瓦臺控制了以信貸為基礎的產業融資系統，這樣，就可以影響經濟的投資模式，引導部門的動向。南韓企業負債率很高的性質，在南韓歷史上一貫如此，這意味著部門之間貼現率或優惠貸款利率的微小變化，都會對資源配置產生巨大影響。因為在債務\/股本比例很高的情況下，這些工具對企業現金流影響很大。所以，財團與青瓦臺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保持高度一致。事實上，南韓所有的財團都有股份掌握在南韓的銀行手里，而這些銀行受青瓦臺控制。而從1962年至1972年之間，南韓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了涓滴效應，不給貧困階層、弱勢群體或貧困地區特殊的優待，而是集中力量發展財團，進而帶動一大片富裕群體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面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被扶持的財團旗下都有數量龐大的職工，在一個社會保障體系完全缺失的年代，財團的福利水平直接影響到全韓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南韓的耕地貧瘠，無法安置太多農民，也沒有可以容納太多工人的國企，因此很難抵御失業的沖擊。即使財團不斷作死，也很難斷了它們的信貸，讓它們破產，財團永遠處于被青瓦臺監管的狀態，一定意義上成了“永不破產”。一方面，青瓦臺不得不不斷挽救處于困境的財團，以防銀行體系癱瘓和大規模的失業，1972年的債務危機中，青瓦臺允許財團延期償還債務，為財團提供救援貸款。1979—1993年間，青瓦臺向重工業和化工業的企業提供財務補貼；1984—1988年間，它又對海外建筑、造船、紡織、機械制造業的企業進行債務重組。青瓦臺成了承保人和責任承擔者，為財團和自己的投資提供擔保。青瓦臺制定了難以計數的規章制度，試圖通過管制的方式支配和馴服財團。青瓦臺一直很嚴厲，不停地敦促企業進行改革。1972年金融危機后，青瓦臺通過緊急暫停財團償還場外市場的債務來挽救財團，青瓦臺將它認為的“藍籌企業”挑選出來，強迫它們上市，并威脅對不服從的財團征收40的企業稅。漢城股票交易所一下子充斥了大量公開發行的新股票，價值高達4800萬美元，上市企業的數量驟升至50。1974年，股市又受到一次推動，樸正熙頒布特殊命令，嚴令銀行對非上市企業加強貸款的審計和監督，七十年代一口氣頒布了不少這樣的政策措施。這下財團們左右為難了，一方面是懲罰性措施，另一方面又是上市的巨大損失，諸如自主權、廉價貸款，股權被嚴重低估，籌集不到多少資金。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的反應可想而知。有財團認為違抗青瓦臺的命令是上策，寧繳40的稅，而不享受青瓦臺給上市企業的優惠待遇，也有財團陽奉陰違，自己又從二級市場把大部分股票買了回來，因此南韓的證券市場規模很小。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青瓦臺還試圖用一套最難實施的“信貸控制”的方法來限制財團獲得銀行信貸。該信貸控制體系起源于產業政策時代，在一種銀行信貸不是根據經濟上是否可行，而是根據政府產業政策的要求發放的體制中，防止企業拖欠的唯一辦法就是不停加強監督和控制，包括時刻對貸款使用情況加以監督，對財團融資結構的改革情況加以監督，制定一整套貸款上限限制。為了阻止貸款的集中，青瓦臺制定了復雜的規定，限制給同一個貸款人的貸款額度，限制單個銀行給大貸款人貸款的數量，規定財團附屬企業的貸款上限。為了防止拖欠，青瓦臺建立了一套預警方案、現代化的信貸評估程序，以及復雜的拖欠管理規則；青瓦臺發布了一套特殊、只適用于財團的法令，以管制各產業部門的股本、債務比例，從財務方面鼓勵企業上市。自1980年以來，青瓦臺密切監督財團使用銀行貸款的情況，并擴大了外部審計；到八十年代中期，還根據《公平貿易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1992年，《公平貿易法》進一步得到加強，子公司之間的貸款擔保受到限制，青瓦臺放松了貸款上限，以鼓勵財團發展核心產業。青瓦臺這樣做的結果是制造了一個管制信天翁，最后也沒有達到目的。但是青瓦臺不得不制定法規，來抵消自己的發展戰略所產生的最惡劣之影響。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青瓦臺選擇由官僚，而不是市場的方式來約束財團，致使法規膨脹，裙帶主義盛行，在財團的頭上蹲著不少婆婆。九十年代，南韓軍人統治結束，進入文管時代，新上臺的金泳三試圖打破青瓦臺既是財團擔保人，同時又是其管制者的雙重角色所導致的對抗和經濟停滯，因此，青瓦臺決定淡化其作為管制者的角色。青瓦臺既為了消除對抗，又為了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極大地放松了銀行部門及貸款行為的監管，并在1993—1994年間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且解除財政部對信貸分配的直接干預及任命銀行領導層的特權。在財政部和央行之間劃分金融監管權，導致監管出現大片空白，換言之，鐘擺已經過度偏向財團。如果說九十年代官僚已退居幕后，但政客卻還沒有，政治勢力強大，主要黨派成員或與總統關系密切的人，仍然可以否決商業銀行總裁的任命。銀行領導層不得不聽政客的招呼，把貸款貸給他們的競選捐款人。青瓦臺還取消了早被劃分成幾個部分的金融部門的進入壁壘與其他限制，在財團的呼吁下，取消了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產限制，降低報告要求。結果，非銀行金融企業很快被解除管制，不再接受青瓦臺的監督，轉而被財團控制，貸款也就失去了監督，南韓信貸體系內部一片混亂。對青瓦臺而言，最大的難題就是政府既要為財團擔保，又要約束它們，南韓自1962年到當下的三十多年時間，創造的真正奇跡并不是什么漢江奇跡，而是在走鋼絲的過程中，沒有被兩種相互沖突的身份搞成精神分裂。而進入九十年代之后，之所以上帝站到財團身后，這和財團自我解放不無關系。為了擺脫青瓦臺控制，獲得更多的自主權，進入八十年代，財團開始往國外沖，建立新產業，抵押給南韓信貸體系，再建新的，再抵押，如此不斷循環。而在循環的過程中，財團把優質資產剝離，以優質資產向國外的銀行借美元或吸納投資，并在此過程中，通過交叉持股或連鎖所有權與控股股東發生聯系。傳統的連鎖所有權模式可以是拜占庭式，以規避對所有權的規定，包括禁止對公司控股，禁止直接連鎖所有權，以及對財團股權投資的各種上限規定。結果導致了一種迂回模式，其中幾家控股企業事實上擁有附屬企業相當數量的股票。就是通過這種能把人繞暈的持股方式，財團拿到了更多的話語權，這才有了財團和青瓦臺的持續對峙中不落下風，甚至開始反撲。在軍人統治時代，財團的種種小動作，青瓦臺自然看在眼里，只是苦于作繭自縛，無計可施——財團欠政府一屁股債，在國外又是一屁股債，政府左手握著財團的債權，右手在國外也是一屁股債，這種現狀之下，面對不聽話的財團，青瓦臺還能把財團一棍子敲死？敲死了，經濟怎么辦？失業的民眾怎么辦？一屁股外債又得讓誰來扛？而且，對青瓦臺里的總統而言，他還要面對另外一個重大問題，比較私人的問題，就是馬上要換屆選舉，他的個人利益又該怎么辦？國家利益、財團家族利益、官僚個人利益、人民利益，各種利益交纏在一起，想把它理清楚很難，但是再難也得理，不把險情排除，爆炸就是眼前的事。險情是什么？一屁股的外債，還有南韓的命根子“出口”不行了。債應該怎么還，出口又該怎么提高，這是南韓經濟相關部門需要討論，也需要解決的問題。青瓦臺的會議室里，各部門的頭頭腦腦正爭辯的不可開交，多重利益背負在身上，讓他們在選擇策略的時候縮手縮腳，同時也小心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