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七十一）順昌逆亡

第五卷：鐵血拒俄復故疆（一千零七十一）順昌逆亡　　書名：

　　1918年3月15日。北京，居仁堂，華夏共和國政務院。

　　在政務院議事大廳里，華夏共和國政府擴大會議正在進行著。

　　按照慣例，象這樣規模的會議，一般只有在戰時召開，而這一次居然是在和平時期召開這樣的會議，似乎預示著一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俄國蘇維埃政權自上臺后，不穩定國內政局，安撫百姓，恢復秩序，重整民生，反而恣意妄為，以空想學說蠱惑人心為能事，使俄國暴亂四起，如今有愈演愈烈之勢，”陸軍部長段祺瑞說道，“如今我國同俄國國內的貿易和商業聯系全部中斷，俄國暴徒以‘剝奪剝奪者’、‘私有財產歸公’之名四處搶掠，使我國僑民及邊民的生命財產遭受了巨大損失，在蒙古及漠北邊境有多家商號、貨棧和銀行被劫。我國商民及俄國百姓死傷多人，我國政府一再要求蘇俄政府制止，而蘇俄政府始終不予回復，如今又擅自炸毀俄國境內之西伯利亞鐵路，殘酷掠殺我國僑民及猶太裔居民，種種暴行令人發指，我國邊民憤怒已極，商紳百姓數萬人至赤塔行政公署請愿，要求我軍迅速采取行動，以拯我國同俄國和平居民于水火。是以執政聞訊后先行令陸軍進入俄境，保護兩國商民，至于是否同蘇俄開戰，當視國際環境而定。”

　　“西伯利亞鐵路不但為俄國之輸血動脈，俄國在我國訂購之物資在我國全仗此鐵路運往俄國，而俄人居然將其境內路段炸毀，實在是令人不解，”鐵路部長詹天佑問道，“究竟炸毀俄國境內鐵路是俄軍所為，還是暴徒所為？”

　　“據我們的人偵察了解的情況，目前尚不足以斷定是俄國哪一派人所為，”軍情處總長陳志堅說道，“但以此行為本身推斷，蘇俄政府主使的可能性比較大。自鐵路被毀后，蘇俄政府倒打一耙，反誣為我民所為，要求我國賠償損失并將協約國在我國為俄國訂購之物資交還，就是明證。”

　　“鐵路是不是蘇俄政府指使炸毀的。現在已經不重要了，現在的關鍵問題是俄國已經亂成了這樣，今后一個什么樣的俄國對我華夏的發展最為有利，”政務院總理唐紹儀看了看孫綱，起身對大家說道，“以現在來看，這蘇俄政府若日后得勢，恐怕對我國是大大不利的。”

　　“目前蘇俄政府已經同德國媾和，聽說德國方面所提條件極為苛刻，而蘇俄政府居然全盤接受，讓人匪夷所思，”外交部長伍廷芳說道，“現在看來，他們很可能是想要‘失之于西，取償于東’。”

　　聽了伍廷芳的話，唐紹儀和參加會議的各省省長都是一愣，但很多人象是立刻就明白了過來，有的人神色凝重，有的人連連點頭。

　　在俄國蘇維埃政權同德奧等國簽訂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后，俄國宣布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根據這個條約的規定，俄國將喪失約10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以及百分之七十三的生鐵，百分之八十九的原煤和大約6000萬的人口。條約之屈辱程度可以說是全世界之冠（和這個條約比起來，中國在清朝晚期和外國簽訂的一系列條約也只能算是小兒科了），但俄國蘇維埃政權居然選擇了接受，不但在俄國引起了軒然大，也令全世界的觀察家們瞠目結舌。

　　在蘇俄政府上臺前頒布的《和平法令》中，蘇俄政府一再聲明和強調“不割地，不賠款”的原則和主張，宣稱要實現沒有割地和賠款的和平，但這一次面對在東線軍事態勢并不是完全占優（美國參加協約國一方作戰，德軍兵力不足，無法有效對俄國實施占領）的德國，最終卻做出了完全讓步，簽訂了一個“既賠款、又割地”的空前屈辱的和約！

　　列寧全盤接受德國方面的條件讓俄國國內的很多人對于列寧為何急于同德國簽訂這樣一個屈辱的條約都感到費解和猜疑，《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的簽訂對于俄國大多數政治勢力來說無疑于一顆重磅炸彈，“從社會革命黨到孟什維克，從立憲黨到保皇派的所有俄國政黨都一齊起來反對自伊凡雷帝時代以來俄國的史無前例的可能投降”。因為在俄國歷史上，“民族主義”一直是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潮流之一，從以前沙皇時代的十二月黨人、民粹派到此后的布爾什維克，在闡述政綱時無不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從而喚起國內各族人民的同情與支持，可是這一次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卻同德國簽訂了一個空前屈辱的條約，這個條約的苛刻程度用德國人自己的話來說：“在世界歷史上，還從沒有過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更嚴重的一次性吞并另一國領土的政治行為。”如果說蘇俄政府僅僅是為了退出戰爭而選擇這樣屈辱的和把家底都賠光的高昂代價的和平，實在是有些說不過去。

　　列寧不顧國內的激烈反對甚至以辭職相威脅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的目的，引起了全世界對此極度關注的人們的種種猜測，伍廷芳的說法無疑也是這些猜測當中的一個，但如果從他和許許多多個經歷了國家內憂外患到快速發展的跨世紀的中國人的眼光來看這份和約的簽訂，伍廷芳的擔憂并不是空穴來風。

　　解除了后顧之憂獲得了喘息之機的蘇維埃俄國。如果調過頭來挾國內革命勝利之威將民眾的不滿轉向東方富裕的中國進行發泄，可以獲取經濟和政治及領土上的多種好處，一舉而數得，對急于擺脫困境的蘇維埃俄國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歷史上俄國對中國的侵略，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是記憶猶新的。

　　伍廷芳的這句“失之于西，取償于東”的話明顯的引起了很多人的震恐，會議的氣氛一時間變得更加緊張，仿佛大戰即將到來一樣。

　　“不管這蘇俄政府是否有此意向，我們都應該提早加以防備，”工業部長張謇沉聲說道，“即使他們現在不這么做，也不能表明他們將來沒有這個意思，我本來是擔心我軍戰線太長，兵力分散，無法占此幅員遼闊之地，因此反對我軍進入鮮卑利亞俄國境內的。可現在看來，為子孫萬代計，我們有必要對這些地方進行必要的控制。”

　　“鮮卑利亞地廣人稀，氣候寒冷，控守不易，而且直接占領的話易引起他國不滿。莫若在該地扶持受我國控制之傀儡政權，為我國同蘇俄之緩沖，”商業部長盛宣懷看著孫綱說道，“俄皇一家現被囚于托博爾斯克，可遙尊其為傀儡國之國主，一如丁酉年時朝鮮故事。”

　　盛宣懷的建議一出口，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幾位部長和省長都不約而同的將目光集中到了孫綱身上，臉上似乎都帶有揶揄的笑意。

　　“要是那樣的話，蘇俄弄不好就會把執政的‘親家’給喀嚓了，”新疆省長朱毓英笑著對孫綱說道。“執政家里只怕從此要不得安寧了。”

　　朱毓英的話引起了下面低低的笑聲，無形當中緩解了緊張壓抑的氣氛。

　　“扶持傀儡倒不如直接設置行省控制，變此地為我國永久正式領土。”一直沒有說話的文化部長梁啟超突然說道。

　　“卓如此話怎講？”張謇聽了梁啟超的話，吃驚地問道，“這可不象是你在書里論證起來那么容易啊。”

　　“是啊，鮮卑利亞的俄國居民也很多，若直接占據其土，這些人一旦作亂反抗，也是很麻煩的。”盛宣懷也跟著說道，“如果俄人因此處處抗拒，我軍總不能將他們全殺光吧？”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綱面無表情地說道，盡管他的聲音并不大，但卻一下子把周圍所有的聲音都壓了下去。

　　議事大廳里瞬間靜得出奇，所有的人都將目光集中到了孫綱身上。

　　孫綱的目光一一掃過所有的人，“就在鮮卑利亞設置行省吧。”他平靜地說道，“既然歷史把這個任務留給了我們，我們就不要再讓子孫后代麻煩了。”

　　1918年4月10日，俄羅斯，鄂木斯克。

　　凜冽的寒風中，夾雜著的大片大片的雪花，飄落在排列得整整齊齊的一隊隊身穿灰色軍服頭戴黑色皮帽的俄國士兵身上和他們身邊的一面面紅藍白三色旗上。所有的人都靜悄悄的，望著高臺上的一個身著俄羅斯上將軍裝的人。

　　他的身側，站著一名身披金色法袍手捧金色十字架的東正教神父。

　　“…我就此立誓，站在萬能的主，他的福音和神圣的十字架面前，永遠忠于俄羅斯，永遠真誠，視俄羅斯為我的唯一祖國！”伴隨著他激昂高亢的聲音，一名白發蒼蒼的老兵突然激動地將自己的皮帽摘了下來，扣在胸前，單手扶著步槍跪了下來，他的同伴們望著他，也和他一樣的摘下了帽子，一個接一個的跪了下來，緊接著，象是受到了他們的感染，不但士兵們成片的跪了下來。連遠處圍觀的人們，不分男女老幼，也紛紛跪了下來。

　　“…我就此立誓，服務于俄羅斯，我唯一的祖國，我在此宣誓任職俄羅斯的最高統帥，不吝已命，不偏親友，無視恩怨和財富，只全心全意的關心俄羅斯的復興和強大，在此我劃十字，親吻圣言和十字架，阿門。”就任“全俄羅斯最高執政官和軍事統帥”的原俄國黑海艦隊司令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高爾察克海軍上將摘下自己的軍帽，在胸口劃了個十字，轉過身來，他身旁的神父用手中的金色十字架在他的面前劃了個十字，將十字架送到了高爾察克面前，高爾察克虔誠地吻了一下十字架和神父的手，結束了宣誓儀式。

　　在不遠處，一小隊身著黑色軍服的士兵仿佛鋼鐵鑄就一般站在那里，他們身后的一面赤黃雙色龍旗在風中獵獵飄揚，領隊的一名中官看著這莊嚴肅穆的一幕，不自覺的搖了搖頭。

　　在布爾什維克以武力驅散了俄國立憲會議之后，終于完成了讓俄國“天下大亂”的任務，那些所謂的“反革命”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為了捍衛憲法，也同樣的揭竿而起奮起反抗布爾什維克的統治，由于俄羅斯的君主制度已經被推翻，繼之而起的俄國臨時政府和選舉制度也被踐踏得體無完膚，那么剩下的唯一選擇就只能是群雄逐鹿成王敗寇了。

　　在這樣的形勢下，俄國國內被政治動蕩所推動的各種勢力和派別，包括支持沙皇的保皇黨、軍國主義者、民粹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溫和社會主義者（即孟什維克）、各路哥薩克、乃至農民武裝和各種形形色色的盜匪，都找到了揭竿而起的良機，俄國國內的各類政治集團紛紛粉墨登場。

　　而在這些五光十色光怪陸離的政權機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伯利亞臨時政府”，它最先由社會革命黨人在鄂木斯克成立，最早稱為“西伯利亞委員會”，宣布西伯利亞地區“獨立”，脫離俄國蘇維埃政權的統治，實行自治。后來經各個政治派別的集體協商，最后組成了各派聯合的內閣式執政機構，稱為“全俄臨時政府”，這個臨時政府由五名執政官和五名候補執政官組成，以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黨人為主，以鄂木斯克為政治中心。

　　高爾察克在經中國回國后，到達鄂木斯克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并被任命為陸軍和海軍部長，統帥臨時政府所有的軍隊。隨后，高爾察克又被推舉為臨時政府最高執政。由于高爾察克本人崇高的威望，不但協約國集團承認了“全俄臨時政府”，鄧尼金和尤登尼奇等各路勢力強大的軍閥也都承認了他的政權。

　　但在支持高爾察克的中國方面看來，高爾察克并不適合擔任這樣的領導者。

　　“…這位高爾察克將軍是一位技術軍官出身的將領，他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一位中國觀察員這樣說道，“他是一個懷著為自己的國家服務的責任心和使命感的一個忠誠的奴仆，一個為國家建功立業的真正騎士，一個不謀私利，甘愿為國家獻出一切的人，一個完全不了解局勢，不明白周圍發生的一切和以他的名義所做的一切的人，…最高執政官的角色成了這位理想主義者和無可挑剔的軍官不堪承受的政治重負，也將造就他以后的歷史悲劇。”

　　高爾察克在擔任“全俄臨時政府”的最高執政官之后，立刻開始著手穩定西伯利亞地區的局勢，并開始積極籌劃向布爾什維克發動。

　　在一心為國的高爾察克看來，他既然成為了俄羅斯的最高執政，就應當給俄羅斯帝國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帶來和平和秩序，雖然他所掌握的西伯利亞地區并不是俄國最為富庶和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但是在短短的時間里，依靠中國的秘密支持，高爾察克很快的組建了一支15萬人的軍隊，開始向布爾什維克政權發起了挑戰。

　　盡管在北京的孫綱其實并不看好這些被稱為“白衛軍”的俄隊，但由于協約國各國對高爾察克的政權都很快給予了承認，加上中國西伯利亞軍區司令張作霖的堅持，孫綱在不放棄軍事干涉的同時，也選擇了支持高爾察克。

　　對于俄國新生的布爾什維克來說，1918年實在不是一個好年頭。

　　由于自稱以“工農為基礎”的布爾什維克新政權在上臺后開始對所占領的地區的糧食采取強制征集措施，在俄國農民當中引發了強烈的對抗情緒，城市的俄國居民生活困難，并沒有得到盼望已久的面包，加上“賣國”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的簽訂所引發的政治地震，俄國各階層民眾對布爾什維克新政權的不滿已經達到了頂點。

　　除了政治上出現的一系列危機，在軍事上布爾什維克也是岌岌可危，在高爾察克的軍隊不斷向前推進的同時，同樣受中國支持的部分哥薩克軍隊也開始向布爾什維克所控制的地區發動了進攻，中隊隨后跟著進入了俄國，成為了第一個直接出兵干涉俄國的國家。

　　與此同時，鄧尼金和尤登尼奇的軍隊也從不同的方向給布爾什維克政權以巨大的壓迫，而經由西伯利亞鐵路去中國準備轉道前往歐洲西線參加戰斗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亂也使得布爾什維克政權所面臨的局面變得更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