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1【離開】
常說昆明四季如春，但也有缺點，那就是夏天的雨太多了，有時候一下雨就是半個月。
周赫煊好像被困在了昆明，連續三天大雨，根本就沒法離開。每天晚上更是忙得不行，因為學生宿舍透風漏雨，經常半夜起來用臉盆接雨水，否則床鋪就要鬧洪災。
周赫煊在下雨天也去聽了幾堂課，那滋味很難受。因為屋頂是鐵皮做的，雨點砸下來叮叮當當像個不停，老師們只能大吼著上課。
金岳霖本來說話就小聲，有次上課實在吼不出來，講課內容完全被雨打鐵皮聲蓋住，干脆宣布停課帶學生們到屋檐下賞雨。
那天的轟炸損失也統計出來，師范學院被炸毀一棟校舍，幸無人員傷亡。校本部的行政辦公樓也被炸塌，說是辦公樓，其實也是土墻平房，得等到天晴才能開始組織修復。
校本部還有兩個師生受傷，一個學生被炸飛的石子擦到額頭當場昏迷，醒來后并無大礙；另一個講師被埋在土墻下，腿部骨折，差點喪命，如今還躺在醫院里慢慢休養。
這種情況已經算好的了，西南聯大剛剛成立不久就遭到轟炸。那是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昆明，由于城內的防空報警系統不完善，共被炸死掃死兩個學生、三個校工和三個教職工家屬。
現在不管是拉防空警報的警報員，還是學校的師生家屬們，都對空襲習以為常，人員傷亡大大減少。
如此朝不保夕的日子，不但沒有把師生們嚇退，反而激起他們的愛國熱情。全面抗戰期間，超過30的聯大學生投筆從戎，還有多名教職工也入伍當兵。
比如大詩人穆旦，此時就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書，畢業以后留校任教。24歲時，穆旦以大學助教的身份報名參加遠征軍，歷經九死一生才僥幸生還。
周赫煊對此有些羞愧，因為他抄了穆旦的《贊美》，他能做的就是盡量在財物方面幫忙。
來到昆明的第五天，雨停了，周赫煊把梅貽琦約到茶館見面。
“泡茶館”和“跑警報”是聯大師生的集體記憶，他們不是在茶館里娛樂，而是去茶館里做學問搞研究。
西南聯大只有圖書館是瓦房，不受下雨的影響。但圖書館空間有限，只能容納少數人，剩下的就只能去附近茶館了。茶館里有電燈，泡一杯茶就能坐大半天，是個讀書學習搞研究的好地方。
時間一長，茶館老板就感覺受不了，有些故意調暗了光線，明擺著不想師生們來蹭位子。
梅貽琦端著茶碗蓋撇沫子，問道：“周先生要走了嗎？”
“明天就走，”周赫煊拿出一張支票說，“在昆明銀行能取100萬法幣，是拿來給學校修圖書館和校舍的。圖書館太小了，規模應該擴大一些。校舍的鐵皮房頂也該換了，全部換成瓦片，至少下雨天能照常上課。這些錢盡快用出去，最好立即找人購買建筑材料，否則再拖下去物價又要漲了。”
這年頭是資本家都難受，別看周赫煊在四川開工廠搞房地產大賺錢財，但物價上漲的速度有可能比賺錢速度更快。現在賺幾千萬感覺好多好多，但再過幾年都是廢紙，1943年西南聯大買一個電表就能花掉15萬元。
與其把錢放在銀行里貶值，不如把錢用在實處，至少周赫煊心里要好過一些。
當然，還有更穩妥的保值方法，那就是把錢換成黃金或外匯。四大家族帶頭各種存儲外匯，民間人士則挖空心思儲備黃金，傻瓜才把不斷貶值的法幣捏在手里。
周赫煊又拿出一份電報，笑道：“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農學院的師生，已經發來回電，他們昨天就從成都啟程了，還帶來了美國引進的良種雞。我只負責出錢，剩下的你們自己接洽解決，開辦養雞場的資金我會陸續匯來。”
“聯大師生一定把雞養好。”梅貽琦說。
民國時期，就屬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農學院最厲害。前者始于清末張之洞，技術底子雄厚；后者就更厲害，各種國外知名農學院前來教學，一些國際友人在抗戰期間也沒離開中國。
這么說吧，除了部分屬于蘇聯支援以外，新中國的農業技術發展就是靠這兩所大學打下基礎的這還是在大量頂尖農學家選擇前往臺灣的情況下。
另外北平農業大學也比較給力，但比起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農學院還是遜色許多，主要原因是長期沒有穩定的經費來源，導致師資和生源越來越差。
6月23日，周赫煊離開昆明。
走之前，周赫煊去拜訪了龍云的三公子，感謝對方提供香煙等物資，還給龍三公子寫了副字以作留念。
7月1日，《今日評論》刊載周赫煊的文章，標題為：《當今學生之任務與期望》。
西南聯大雖然被稱為民國最窮的學校，但他們在吃不飽飯的情況下，卻辦出了一本抗戰期間影響最大的綜合性刊物，那便是錢端升先生創辦的《今日評論》。
《今日評論》的創刊目標很明確，那就是為抗戰提供服務，投稿者主要為西南大學教授，也有一部分文章的作者來自其他學校。投稿人一個個大名鼎鼎，有：朱自清、羅文贛、楊端六、潘光旦、馮友蘭、錢鐘書、陳岱孫、史國綱、葉公超、陸侃如、張道行、林徽因、王元照…等等等等。
正因如此，常凱申對西南聯大經常不管不顧，甚至教育部也刻意壓著經費不發。而當日寇占領越南以后，中央政府要求西南聯大搬遷，西南聯大也堅決不肯，因為怕遷到重慶以后失去辦學自由。結果是學校早餐都被取消了，學生們有時候一天只能吃一頓飯，身體素質奇差，經常發生上課暈倒的狀況。
周赫煊希望學生們盡可能的學習知識，在戰時大后方多做科學研究，為國家提供先進技術。而且學生們更艱巨的任務在抗戰勝利以后，屆時中國必然滿目瘡痍，戰后中國的恢復與發展都要依靠這些學生。
有人贊同周赫煊的觀點，也有人表示強烈反對，無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那一套。大部分人雖然高喊著抗戰必勝，但其實心里都沒底兒，恨不得人人都去參軍打仗，投筆從戎更是被視為愛國的典型。
所以有學者狠批周赫煊，認為他是在打擊學生參軍的積極性，這種做法非常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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