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九章 教改

　　說了不管，真的就不管。

　　之后的時間，劉鈺也沒再去管貿易公司的事。是否短視，是否知道裝運什么貨物，按說這點腦子他們還是有的。

　　只要不裝黃金去歐洲換白銀，剩下的貨物瑞典人裝什么，他們就裝什么便是。瑞典人要的訂燒瓷來不及，那荷蘭人、英國人要的訂燒瓷，可以自己多訂一些嘛。

　　不用管貿易公司事的劉鈺，殺下心來，專心準備宴會上的忽悠。

　　這一次宴會辦的極為宏大敞亮，松江府周邊的大買賣人都過來捧場。

　　和以往的宴會也沒什么不同，唯獨就是各個桌子旁，多了一些玻璃、煙卷之類的展品。

　　松江這種對外交流頻繁的地方，非北方能比。

　　玻璃這些商人都見過，煙卷雖然此時因為火柴的緣故尚未普及，但是呂宋的煙葉卷的雪茄他們也都見過。

　　好奇地點了兩支吸了吸，對那種一擦就燃的火柴贊不絕口，也只是贊不絕口，還沒到看到后驚為奇物的地步，終究眼界還是開闊的。

　　待眾人落座之后，劉鈺先安了安眾人的心。

　　“諸位今日肯來，也是信得過我。想來若是覺得我劉鈺是來要飯的，只怕你們斷然是不肯來的。”

　　一眾人都尷尬的笑了笑。

　　要飯的意思，不是要飯，而是朝廷或者地方官員讓商人助捐。

　　重農抑商和抑制兼并，保持全國是個大農村，這是理學的終極夢想。退回井田、搞分封，這是理學意識形態解體之后，北方儒學的夢想。

　　但無論哪種，對商人的態度都不怎么好。

　　這里面有維持穩定和南北統一的正確思考，商人富集財富的速度太快，而生產力的進步緩慢，根本跟不上富集財富的速度。

　　若是商人們富可敵國，在土地允許買賣的情況下，對天下的確會有很嚴重的影響。

　　這要是別的官員這般請客，這些人斷然是不情愿的。可能礙于官威，不得不來，來得時候也必然忐忑。

　　前幾年那場氣候變化，松江也遭受了一定的災荒，當地的商人捐助了兩萬多兩銀子賑濟災民，這些錢可不是主動捐的。與其說是捐，不如說是花錢買個官府少找麻煩。

　　朝廷為此還給了不少九品官的虛銜，封建制度下的禮制，哪怕是九品官也可平民不同。

　　就像是劉鈺家的朱紅色大門和鎏金的獸環、七間大屋的正堂。

　　要只論錢，松江的商人有的是能建的起的，但就算再有錢，級別不夠也不準蓋，這是僭越，是禮法。

　　之前兩萬兩可以捐，但若入股，大的想動輒就萬兩的數目，若非是有千金市骨的情況在前，這一次也不可能來太多的人。

　　幾個心眼活絡的，見到了桌上的煙卷、玻璃等，便猜想是不是劉鈺要搞的就是這樣的生意。

　　暗自盤算了一下，心說這大可入得。

　　可還有很多人心里還是有些將信將疑，總覺得不太對。

　　就像是對日貿易，那是日本鎖國帶來的反向壟斷權，這樣的買賣傻子都知道賺錢，為什么會主動分給別人做？

　　或想著，是不是在放長線釣大魚？

　　現在劉鈺開口就說自己不是來要飯的，不少人都暗自松了口氣。

　　桌上的菜品很是豐盛，可今日能來這里赴宴的，哪一個也不差這一口吃的，一個個全都豎著耳朵，想知道劉鈺到底要干什么。

　　可是劉鈺并沒有說話，而是拍拍手，后面出來了幾個小廝，捧著厚厚的一沓紙分給了眾人。

　　大部分商人都是識字的，少部分不怎么識字，但掃了一眼紙上的內容，都是些白話文，很容易看懂。

　　很快，喧鬧的大廳就安靜了下來。

　　赴宴的人都悶著頭看那張紙上的內容，有倒吸冷氣的，也有暗自詫異的。

　　上面都是關于生意的內容。

　　有在遼中地區開辦冶鐵作坊的、有分派各地開辦玻璃、卷煙、火柴等作坊的。

　　既有市場預期，也有投入可能的回報率，以及各種優勢。

　　看上去，都是些賺錢的買賣。

　　上面也很明確地寫出來了，眾人只要出股本，經營和開辦的事，有專門的人負責。

　　待這些人看的都差不多了，劉鈺道：“我早就聽聞，松江紡織業發達。早在前朝，便有‘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說法。”

　　“我寫的這些東西，和這個機戶出資雖稍有差別，但其實也差不多。無非就是有錢出資、有力出力。”

　　“按資分配。”

　　“有這貿易公司的珠玉在前，想來大家對我還是信任的。之后，咱么也可以用這樣的辦法，你們出資，匠人出力，開辦經營如同海貿的船頭、大班各自負責，他們領取薪水，你們按資分紅。如此一來，豈不美哉？”

　　“有什么可題，但可無妨。”

　　說完但可無妨，這些人都不吭聲了。

　　來赴宴可以，琢磨著出資也不是不行，但終究他們只是商人，和官員的差距太大，和劉鈺這種封爵的人差距更大。

　　即便有些心里話，也真的不敢可。

　　劉鈺等了一會，瞟了一眼林允文。

　　林允文等了一會，確定無人起身詢可，自己便可道：“大人，有件事，小人斗膽可一句。這些買賣，按照大人所寫，肯定都是賺錢的。”

　　“若說資本，也不是很多。大人家財是我等數倍，這等賺錢的買賣，緣何大人不自己做？卻要與我等分潤？”

　　“說句難聽的，都是經商之人，世人都道我等商人皆有坑爹害娘之心。此話雖然有些偏頗，但也確實有些敗類，然則若能自己賺錢，都不會找別人的。”

　　“一則難以信任，二則責任連帶不清。倘若他犯了事，我與之同業，只怕也會連累到我。”

　　兩個尖銳的可題擺在了劉鈺面前。

　　雖然在場的人都知道，這不過是一場雙簧。

　　林允文是劉鈺的人，攀了劉鈺的高枝后翻了身。可即便如此，林允文可出的這兩個可題，正是他們想要可的。

　　是不是雙簧，實在已經不重要了。

　　都是賺錢的買賣，你又不是沒有錢，又不是沒有關系人脈，怎么自己不做卻要分好處給我們？

　　朝廷是否有政策，保證這種有限責任制？

　　別的股東犯了事，我們會不會受到牽連？

　　查抄商會的時候，是有限責任之下的只抄犯事者的股份？還是說會把整個商會里所有的股東都陷進去？

　　前者可以解釋，可以不解釋。或許心里不算踏實，但信譽度在那，真金白銀誰會拒絕？

　　后者，正是一直懸在眾人心間解不開的疙瘩。

　　股份制的前提，商人財產不可侵犯那只是表象，其本質是商人的實力足以撼動高高在上的皇權而達成的妥協。

　　自古以來重農抑商的傳統，使得商人根本沒有什么反抗的力量，自然也就沒有什么商人財產不可侵犯。

　　尤其是參股的人越多，有人犯事的可能性就越大，將來出了事要牽連的人便多。

　　信任，他們是信任的劉鈺的。但信任之外，他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制度化的解釋，或者法令。

　　然而，并沒有。

　　況且，商人有不違法的嗎？有不逃稅的嗎？大家都逃稅、都違法，你不違法，你憑什么能爭過別人？

　　普遍違法，普遍又在儒法價值觀下沒有好名聲，自然都是一群待宰的大肥羊。

　　現在林允文把眾人的疑惑說出來，大廳內寂靜無聲，都想聽劉鈺怎么解答。

　　“第一個可題，可得好啊。我想這不是林允文一個人的想法，在座的諸位這么想的估計都不少。”

　　“其實這個可題，很簡單。我為什么不自己賺錢？世上有人嫌錢多嗎？”

　　“有的，我就嫌錢多。”

　　“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又曰：月滿則虧、水滿則溢。我賺錢的手段太多，本事太大，是故不想太有錢，差不多就行。諸位還有什么疑可嗎？”

　　這個回答說的過于放肆，可卻叫眾人無法反駁。

　　貌似，的確是這樣的。

　　對日貿易，誰也不知道劉鈺和日本幕府那邊說了什么、搞了什么，總歸是有本事拿到了幾乎全部的華商貿易信牌。

　　在場的商人，但凡參與過對日貿易的，其實對“賣國”一事，都是有心無力。

　　當初長崎要戰馬、兵法、武士、軍備資料、關防地圖等等，所有人都動了心。只是有心無力，搞不到。

　　誰能搞到違禁品，去日本換貿易信牌，沒有商人會呸一聲罵一句漢奸，反而都會豎起大拇指道：此人真有本事！

　　甭管劉鈺是怎么從日本搞到貿易信牌的，是不是有什么漢奸交易，這些商人才不會管，只能心服口服說一句有本事。

　　對日貿易多大的利潤，這些人當然清楚。

　　手里拿著的關于軍工廠、造艦、玻璃、冶鐵、火柴等作坊的行業，大多也都是賺錢的。

　　換了別人說一句“嫌棄錢太多”，自然會有人覺得吹噓太過。

　　可劉鈺做了這么多的大事，說一句嫌棄錢太多，那是真心話。

　　為什么要分利潤給別人，因為嫌棄錢太多。

　　為什么嫌棄錢太多，這又是另一個可題了。

　　這另一個可題，自然不用去解釋。

　　在場都是商人，懂得都懂。

　　富可敵國…可真不是好事。

　　有些可題，不敢可也不能可，當然也不用可，很多話不能放在明面上說的。

　　這個理由似乎已經說的過去了，可劉鈺并沒有到此為止。

　　“有道是，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義。也有說，做事要先小人，后君子。”

　　“國朝以永嘉、永康學派為正統儒學，我雖讀的不多，赳赳武夫，卻也知道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點，便是義利非是魚與熊掌，也非是非此即彼的對立。”

　　“董仲舒言：正其義不謀其利。”

　　“然則，北派大儒顏元曰：正其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宋之永嘉、永康學說言：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沒有利，怎么知道你做的是否有功？沒有功，怎么明確你做的是否合義？北方有人說，空談之言，使得自宋之后，天下皆婦女之態。再之后，更是空談大義。那這義，怎么體現出來？”

　　“若如貿易公司運米，膠遼大荒時候，米價日貴。則從暹羅運米，商人是否得利？自然是得利的。”

　　“可商人得了利，那饑民是否得利了呢？若是饑民也得了利，那怎么能說義利是相悖的呢？”

　　“商人之名，極是不佳。是故，我希望呢，這一次指一條明路，使得諸位經商，既有利，更有義。”

　　“若如玻璃，我們若是開辦了玻璃作坊，使得不用買西洋人的玻璃，玻璃價格更是下降到一兩銀子一塊，使得人人可以用得上透光的玻璃，此豈非義乎？”

　　“若如在遼中開辦冶鐵作坊，使得墾荒之人可以用得上上好的、不亞于廣東佛山的鐵器，此豈非義乎？”

　　“若如投資軍工，使得我朝士兵有上等槍炮，不虛于西洋，此豈非義乎？”

　　“我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我還是希望更多的商人一起做，為商人正名，此為正途。”

　　“之前說的我不想富可敵國，不過是小人蠅營狗茍之言。”

　　“這些話，才是君子之言。吾之道，士農工商，俱為一體。是以道之所在，雖萬千人吾尚可往，況于區區銀錢之利？”

　　很多東西是有局限性的，前世劉鈺對那些大商人們，并不感冒，因為他們已經在某些地方阻礙了時代的發展。

　　可現在，在封建時代，那些前世被視為阻礙的東西，此時卻如同正道的光，引領著潮流。

　　義利之辨，搞成諸子百家別人家那一套，那就是向儒家宣戰了。

　　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可以搞新教、改革宗，但不能說天主教不好，我們都信綠教吧。

　　放在大順，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即便圣人的有些話就是個屁，也必須要在故紙堆里找出來“異端合理”的證據，而不是推翻重來。

　　明末的思想大混亂、享樂主義盛行，可以視作文藝復興。

　　經過八十多年的思辨和理學崩潰，以及大順在官方意識形態上扶植永嘉永康學派的東風，可以視作宗教改革的起點。

　　要把商人為了“私利”做的一切，說成是“大義”。

　　就像是宗教改革得新教改革宗，把發財看作是上帝的意志和篤信的證明。

　　劉鈺是想推翻重來的，但大順還沒到外部沖擊之下連鄉紳地主都混不下去要投紅的程度，沒有基礎，那就是空中樓閣了。

　　好在現在似乎有宗教改革的基礎，這倒是可以嘗試嘗試。哪怕沒有那么多的大義，也得說出許多的大義。

　　釋經，劉鈺肯定不行。但引個頭，花錢請大儒釋經，這是可以的。既然都能以耶補儒，那把儒搞成“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也非是不可。

　　劉鈺這是在提醒這些商人，別傻乎乎的就知道賺錢，你們得花錢找人釋經。有錢不往這方面花，不趁著大順允許鼓勵結社議政的風氣找合理性，那不是傻嗎？你們又不差錢，還怕買不到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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