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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年鑒學派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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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拉斯堡市,隸屬于阿爾薩斯大區,位于德國和法國邊境。

  這里的歷史變遷很復雜,它原本屬于神圣羅馬帝國,后來并入法國,接著又被德國占有,一戰后又被法國搶回來。

  記性好的朋友,應該還對中學歷史課本中的凡爾賽合約有印象,其中一個條款就是:德國把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割讓給法國。

  呂西安·費弗爾,此時就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當教授。

  他最近正在籌備創辦一本雜志,叫做《經濟社會史年鑒》。我們以未來者的視角來看,這份雜志開創了年鑒學派,改變了世界史學界的面貌,為現代史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好吧,說起來很牛逼,但此時的呂西安·費弗爾還屬于“非主流”。

  二十世紀20年代的歐洲史學界,主流派別為“新史學”——實證主義史學。

  這種史學流派興起于19世紀后期,當時自然科學爆發式進步,科學家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重要成果。整個西方社會,都陷入對科學的無限崇拜當中,史學家們也不例外,

  于是乎,有人提議把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通過各種心理分析,以及對事物之間有機聯系的關注,用來揭示隱藏在歷史活動背后的規律。

  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把所有歷史都分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三大要素。史學家們利用自然科學思維,總結出一套“科學公式”,研究歷史的時候往“公式”里套即可。

  實證主義史學思想有其先進性,促使傳統史料去偽存真,讓歷史研究更加嚴謹。但局限性同樣很大,史學家們這么搞下去,導致史學朝著自然科學靠攏,忽視了歷史研究的獨特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整個歐洲的思想界、史學界、文學界,都充斥著頹廢、迷茫和反叛,從而醞釀出多種多樣的新流派。

  質疑實證主義史學的聲音越來越大,但暫時還無法將它推翻,呂西安·費弗爾就是反對者中的積極分子。

  “雜志稿件還沒收齊嗎?”馬克·布洛赫走進辦公室問。

  呂西安·費弗爾笑道:“還有一份在郵寄途中,可能最近幾天就能收到。”

  馬克·布洛赫苦惱地說:“我前后聯系了五家出版社和發行商,沒人愿意幫忙發行我們的雜志。”

  “很正常,”呂西安·費弗爾比喻道,“實證主義史學是風車,我們就像不自量力的唐吉坷德,很難得到主流群體的重視。”

  “那怎么辦?”馬克·布洛赫問。

  呂西安·費弗爾說:“去巴黎吧,我跟阿歇特出版社的小路易打過交道,或許他能幫忙發行雜志。”

  等到周末,兩人把雜志創刊號的內容編好,拿著粗糙印刷的樣刊結伴前往巴黎。

  20世紀20年代,被西方世界稱為“瘋狂的20年代”。

  特別是法國這邊,一戰的糟糕狀況已經結束,經濟在20年代全面復蘇,呈現出耀眼的繁榮景象。

  但戰爭帶來的心靈創傷,卻刻在每個人骨子里。于是有錢人盡情享樂,頗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而藝術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們,則各種反叛傳統,創造出亂七八糟的新流派。

  窮人們也顧不上鬧革命,雖然他們過得比以前還困難,但劫后余生讓人更加珍惜生活。而且到20年代末期,社會經濟的全面復蘇,也讓底層人民稍稍有了點希望。

  這似乎是一個盛世!

  呂西安·費弗爾與馬克·布洛赫兩人,行走在巴黎街頭,看著那車水馬龍的繁榮景象,心情變得好了許多。

  由于阿歇特出版社在巴黎西郊,時間太晚趕不上,他們干脆在旅店住下。

  此刻已是半下午,費弗爾閑得無聊,于是提議去逛書店,布洛赫欣然同意。

  跟美國那邊情況一樣,20年代的法國出版業也正處于繁榮時期,每年出版的圖書數量接近2萬種。

  由于是周末,逛書店的人特別多。

  費弗爾直奔文史類的書架,剛剛走近,便看到一整排新書:《大國崛起》、《槍炮、細菌與鋼鐵》、《菊與刀》、《神女》、《狗官》。

  整整五部,除了武俠小說外,周赫煊的作品幾乎全在這里。

  法國佬玩得夠嗨啊,完全不怕賣不掉!

  費弗爾對周赫煊印象深刻,他還把《大國崛起》的部分殘篇,鄭重推薦給自己的學生讀過。

  一看到書脊上的作者名,費佛爾立即驚喜地取下。

  只見《大國崛起》的扉頁上,有一篇《費加羅報》記者勒戈夫寫的作者簡介,甚至還配有周赫煊的半身照:周赫煊,中國人,1898年出生。童年時期流落東南亞,跟隨美國傳教士學習英文。少年時浪跡美國,在多所大學旁聽。1916—1926年間,環游世界,出入各國圖書館、檔案館搜尋資料。現為中國高等學府北大的校長,以其卓越的史學和文學才華名震遠東地區。

  “噢,上帝!他居然才30歲,真是太年輕了。”費弗爾不由驚嘆道。

  “怎么了?”布洛赫走過來問。

  費弗爾指著書架上那一排作品,笑道:“中國周的著作。”

  “寫《大國崛起》那個中國周?”布洛赫驚喜地說。

  《大國崛起》的殘篇早已流傳歐洲,研究歷史的學者或多或少都聽說過。而這本書里表達出的治史觀點,正好和費弗爾、布洛赫不謀而合。

  兩人開創的年鑒學派,主張融合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語言學等各種科學,將這些糅匯在一起研究歷史。

  這不正是《大國崛起》的敘史方法嗎?

  所以在幾十年后,世界史學界普遍認為,在費弗爾和布洛赫開創年鑒學派之前,年鑒學派就已經有大成之作,即《大國崛起》。

  也因此,周赫煊被稱為“年鑒學派先驅”、“年鑒學派奠基人”。

  但也有不同的觀點,許多歷史學家就認為,《大國崛起》并非年鑒學派著作,而是成熟的現代史學著作,那是完全超越時代的作品。

  費弗爾和布洛赫只隨便翻了幾頁,就各自抱著一套周赫煊作品去結賬。

  費弗爾甚至決定修改雜志創刊號內容,加入一篇《大國崛起》的評論文章。他們創辦雜志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推翻當下流行的實證主義史學,而周赫煊的《大國崛起》屬于最強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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